谢公亭(盖谢脁、范云之所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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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公亭(盖谢脁、范云之所游)》

古诗全文、翻译译文、鉴赏赏析

作者:李白 标签:猖狂

谢公亭(盖谢脁、范云之所游)

谢公离别处,风景每生愁。

客散青天月,山空碧水流。

池花春映日,窗竹夜鸣秋。

今古一相接,长歌怀旧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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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禅文化对李白的影响

白 月

摘要:

佛学思想在李白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佛禅濡染下,形成了李白人生如梦的人生态度和随缘自适的处世之道。同时,佛禅的“寂静”、“妙悟”说,也对李白诗歌创作产生了影响。

关键词

:佛禅文化;李白;影响

一、李白濡染佛禅的缘由

李白的思想、性格复杂、多样,国内学界诸家已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佛学思想在李白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李白濡染佛禅与唐代政治与时代风气有关,又与他的身世密切相关,更与个人遭际联系甚密。佛禅文化在李白的一生中与道教思想一样是一种摆脱痛苦的镇静剂。当他“安社稷,济苍生”的宏大抱负与理想不能实现时,他便陷入痛苦的深渊中,此时只有寄情于名山大川,寄情于酒、妓,寄情于与僧人往来才可暂时缓解他幻灭的人生痛苦。他对佛禅思想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根据自身实际需要自由取舍的。纵观李白一生,“安社稷,济苍生”的积极入世思想是主流,而佛禅能让李白在人生困厄中得到暂时解脱,减轻痛苦。他的归隐是为了更好的入世,也就是说出世是为入世服务的。

首先,李白染禅与唐代政治与时代风气密切相关。他所处的大唐王朝是一个多元文化汇聚的朝代。唐太宗大力扶持文化事业,采取“去华夷之防”的兼容并包政策,此思想为其子孙继承,直到唐玄宗。“整个唐代,广泛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从文学艺术到生活趣味,风俗习惯,都可以看到这种影响。”[1]

此外,佛教至西汉传入我国后,一定程度上被中国本土文化同化了。[2]佛教到唐一代达到鼎盛,并产生了禅宗这一独具中国本土文化风格的佛教宗派。世人皆笃信佛禅,作为文人、士大夫的李白也不例外。如此看来,李白生活于众多文化思想交融、碰撞的社会中,他的思想很难保持纯洁性、单一性。

其次,李白染禅与他个人身世和性格密切相关。关于李白的家世,李白诗文中自叙、范传正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李阳冰的《草堂集序》都有记载,但三者的叙述多有不相符之处,从而引发学界对他的家世、出生地等的种种猜测。但他受到外来文化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也就是说,带有神秘色彩的异域家庭背景是其产生异于常人的思维方式与气质禀赋的基础,在他一生的发展中展现出不可估量的潜能,所以李白易于接受新思想、新文化。当然,李太白生性豪放、率真,大胆追求自由的个性,也使他乐于接受佛禅文化。

神秘的身世背景与豪放率真的性格,使他最终形成了天赋异禀的才气并创作出了万古流芳的佳作。这从李白集中五十余首直接与佛教有关的及与僧人交往的诗作可以得到印证。从这些诗作中可以看出,李白与佛寺僧人往来甚密,对佛法佛理相当熟悉,有浓重的佛禅思想,并将佛、道交融在一起“以释济道,释道并用”。

再次,李白染禅与个人遭遇密切相关,李白对佛教的兴趣,根源在其内心的痛苦。出世与入世是李白一生中的主旋律,但两者经常失衡,以致李白内心深处很痛苦、纠结。当他“治国、平天下”积极入世的行动遭受打击后,他便产生了归隐的心思,而佛禅思想能让他躁动不安、痛苦不堪的内心得到安宁。于是他将目光集中到那些任运自在、无拘无束、无欲无求的佛寺僧人的身上。李白尊崇佛教,在其《地藏菩萨赞》中:“本心若虚空,清静无一物。焚荡淫怒痴,圆寂了见佛。”直接道出了他对佛禅“空寂”观的笃信。此外,他在《寻山僧不遇作》、《志公画赞》、《僧伽歌》、《赠崖公》、《莹禅师房观山海图》等的诗作中也都坦露出过尊崇佛禅文化的想法。太白虽也高谈“金栗如来是后身”,但实际上他还是贪恋世俗的。总之,李白虽然一生喜欢佛禅,但他终未“了与世情绝”。他只是借助佛禅思想来摆脱人生的苦恼。但他对佛禅的接受是有选择的。在其诗作中,李白经常把自己与僧人们的交往,譬之于谢安与支遁、鲍照与汤惠林、谢灵运与慧远、陶渊明与陆静修的关系。如《别东林寺僧序》:“东林送客处,月出白猿啼。笑别庐山远,何烦过虎溪。”又如《江夏送倩公归汉中序》中说:“(谢安)常与支公(支遁)游赏,贵而不移,大人君子,神明契合,正可乃尔。仆与倩公一面,不忝古人”,“即惠上人(汤惠林)与江鲍(江淹、鲍照)往复,各一时也”。总之,李白对待佛教的态度,受到儒、道思想的影响。他虽喜爱佛教,但对佛教的清规戒律从未身体力行,他之所以欣赏、尊崇佛教及出世的观念,是因为他想摆脱人生失意后的困境,安抚他受伤的心灵,缓解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苦闷。他的暂时退隐,是为了那华丽的复出。他的出世终是为入世服务的。

二、佛禅浸染下李白的心态

1.

“人生如梦”的人生态度

“苦空观”是佛教哲学根本概念之一。此观认为人生的真正痛苦在于人们对世界上的事物没有真正的了解。消除人生痛苦的根本办法是把一切看空,把人生看成是空幻不实的。大乘佛教既要破除对客观外界的执着,即要破“法执”;又要破除对主体自身的执着,即要破“我执”。只有破除对主客体双方面也就是内外一切的执着,才能走向涅槃。[3]

士大夫、文人常以儒家积极入世思想为精神支柱,他们奉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士大夫、文人一旦失去皇帝的宠信,被贬流放,招谗被嫌时,理想抱负便不能实现,他们自然会亲近道家、佛家出世哲学。当然,李白就是这样的人。他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人生理想无法实现时,他的内心极其痛苦,只能借助酒和佛禅的“苦空观”来麻醉自己,减轻苦痛。大乘佛典中,把人生视为如梦如幻。譬如《维摩诘经·弟子品》称:“诸法究竟无所有,是空义。”《说无垢称经·声闻品》云:“一切法性皆虚妄见,如梦如焰。”同经《观有情品》云:“菩萨观诸有情,如幻师观所幻事,如观水中月,观镜中象,观芭蕉心。”

对于李白来说,“人生如梦”的观念,无疑是心灵遭受创伤、人生遭遇挫折后的最佳镇静剂。试想当士大夫、文人春风得意之时,有谁会悲吟“人生如寄”的苦调呢?李太白亦如此。仕途顺利时,他会“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当人生失意之时,他高吟着“且放白鹿青崖间”归隐而去。李白的诗作中,有很多都表现出佛禅的“空无”观,比如《赠宣州灵源寺仲浚公》:

观心同水月,解悟得明珠。

今日逢支遁,高谈出有无。

此诗中的“水月”、“明珠”、“支遁”、“高谈出有无”皆与佛禅有关,意在阐明大乘般若学认为一切皆虚妄不实的观点。又如《同族侄评事游游昌禅师山池二首》其一:

远公爱康乐,为我开禅观。

萧然松石下,何异清凉山?

花将色不染,水与心俱闲。

一坐度小劫,观空天地间。

此诗表明诗人向往“花将色不染,水与心俱闲”的空灵境界,太白幻想能在禅境中度过“小劫”,洞彻大千世界的“空无”。类似的诗还有很多,此处不赘述。

2.

“随缘自适”的处世之道

禅宗讲求“以心为本”、“即心即佛”,把心作为世间万物的本体和根源。《坛经》云:“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禅家精神最要紧的地方在于一个“无有执着”,以“无住为本”。“无住于心”与“以心为本”本质相通。佛家认为,“佛性”在自身心中,不能向外求取,当然也就不能执着于万物。高扬心灵的主体地位是为了摆脱人世间的烦恼与痛苦,获得精神和心灵的自由与安宁。《维摩诘经》曰:“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静则佛土净。”李白在面对黑暗、恶浊的政治、人生失意的痛苦时,将他的心态自然转向佛禅,在自己幻想的神仙世界里创造一方净土,以便抚慰受伤的心灵。这样,人生受挫后的失意、苦闷、彷徨、焦躁的心态就被“随缘自适”、“随遇而安”的心态暂时代替了。当然,在这种心态下创作的诗歌达到了空灵寂静的境界,世人的精神世界也升华到了一种无欲、无念、无我的境地。如《地藏菩萨赞》:

本心若虚空,清静无一物。

焚荡淫怒痴,圆寂了见佛。

此诗告诫人们,只要摆脱了种种欲望,就能摒弃一切烦恼,保持虚静之心,顿悟成佛。又如《鲁郡叶和尚赞》:

海英岳灵,诞彼开士。

了身皆空,观月在水。

如薪传火,朗彻生死。

如云开天,廓然万里。

寂然为乐,江海而闲。

逆旅形内,虚舟世间。

邈彼仙宫,谁云可攀?

诗人把形体作为人生的逆旅,又仿佛是寄托灵魂的不系之舟,在人世的苦海上随意漂流。他希求永生与超脱,但是最终只能发出“邈彼仙宫,谁云可攀?”的悲叹。再如《寻山僧不遇作》:

石径入丹壑,松门闲青苔。

闲阶有鸟迹,禅室无人开。……

香云遍山起,花雨从天来。……

了然绝世事,此地方悠哉。

此诗中太白把这座远离尘嚣的山寺当成一方摆脱人世烦恼的净土,他在这里能领略到一种超然自得的意趣,忘却尘世的忧愁。

总之,佛禅影响下的“随缘自适”、“随遇而安”的心态,不仅能安抚身处逆境、遭遇挫折的心灵,而且还会影响诗歌创作,使诗禅互渗,更增添了诗歌的韵味和艺术魅力。

三、佛禅影响下太白诗歌的审美创造心理

康德曾提出审美无利害的著名命题,他认为鉴赏判断是审美的,审美不带有任何功利性目的。[4]审美主体只有保持虚静之心才能摒除尘世的欲念、名利,这时才能进入审美状态,才能客观冷静地鉴赏审美客体。文学艺术的本质在于审美,诗的本质也在于审美创造。

诗人只有保持“虚静”之心才能创作出空灵寂静境界的上乘作品。因而,“空静”的诗心是诗歌创作的应有的审美心理和审美态度。苏轼的《送参寥师》曰:“上人学苦空,百念已灰冷。剑头惟一吷,焦谷无新颖。”这首诗很巧妙的用禅理来说明诗人的审美创造心理。禅家的禅悟也讲求的是:人只有保持内心高度空无,心无杂念,精神高度集中,才能“顿悟”佛家的禅理、禅义。同理诗人只有绝弃尘世杂念,剔除种种欲求,保持虚静之心,才能达到禅境与审美境界的同一,才能创造出上乘佳作,这是从禅悟与审美艺术创造相通这一层面来看的。因为这两者共同追求的是一种超越世俗、利害得失的高度自由的理想境界。

禅宗认为,一切皆虚妄不实,只有“佛性”真实永存与各个自身中。人们的种种欲念与机心是束缚精神的枷锁,遮蔽心性的浮云。因此,人们只有破除“法执”、“我执”,绝弃欲念,认识自身蕴藏的“佛性”,才能“顿悟成佛”。在“顿悟”中,欲念得到了消解,得失得到了超脱,机心被泯灭,精神获得了自由。显然,禅宗的“顿悟”说与审美“静观”有着相通之处,故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大抵禅道唯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

李白的很多诗作都表现了这种“空静”的诗歌审美创造心理。如《寻山僧不遇作》:“……香云遍山起,花雨从天来。已有空乐好,况闻青猿哀。……”又如《山中问答》:“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萺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再如《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在这些诗中,诗人营造了一种空明境界,摆脱了尘世的名利得失,以“空静”之心获得瞬间的“顿悟”,使他的心灵与精神得到超脱与自由,更使诗歌增添了神韵,扩展了诗歌的表现领域。

此外,禅与诗都追求个性化的审美体验。“佛性”存在于自身中,那么每个人的“顿悟”就不一样,而诗是诗人个性化的情感的自然流露,是不可模仿的。因此,从追求个性化的审美体验来看,禅与诗是相通的。

最后,佛家钟情于自然。禅理藏匿于大自然中,它能在大自然的灵光中更好的显现出来。诗人也爱自然。因为对于诗人来说,大自然是一方净土,它比市井、朝堂纯洁、干净。在这里没有权钱交易、没有尔虞我诈,不用追名逐利,诗人的心灵可以得到安宁与解脱,精神得到自由。

要之,佛禅文化在李白复杂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对李白的思想、性格、诗歌创作、审美心理、政治生涯产生了全方位、立体化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袁行霈,罗宗强.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00页。

[2]

霍建波.先秦诸子思想精华与文学价值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5月,第110页。

[3]

张晶.禅与唐宋诗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6.

[4]

李秋零.康德著作全集,第五卷: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0-253页。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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