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丹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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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丹丘歌》

古诗全文、翻译译文、鉴赏赏析

作者:李白 标签:写人,友人,赞美

元丹丘歌

元丹丘,爱神仙,朝饮颍川之清流,

暮还嵩岑之紫烟,三十六峰长周旋。

长周旋,蹑星虹,身骑飞龙耳生风,

横河跨海与天通,我知尔游心无穷。

元丹丘歌创作背景

此诗当作于李白与元丹丘在开元中嵩山隐居的时期,具体时间约为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李白对求仙学道十分入迷,信奉“长生久视”的神仙之术。元丹丘是李白志同道合的朋友,当时两人一起在嵩山隐居。李白很佩服元丹丘的道术,因作此诗。

参考资料:

1、葛景春.李白思想艺术探骊.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260-262

2、裴 斐.李白诗歌赏析集.成都:巴蜀书社,1988:400

元丹丘歌译文及注释

译文

元丹丘啊,爱神仙,早上你还在颍川的清流中饮水,

晚上就回到紫烟缭绕的高山中来了,你常在嵩山的三十六峰上来回盘旋。

你来往于群峰之间时,身骑飞龙,耳边呼呼生风,其速度之快可追赶流星。

你可横跨河海与天相通,我知道你是想游无穷之境,追求无边的快乐啊。

注释

元丹丘:李白二十岁左右在蜀中认识的道友,是李白一生中最重要的交游人物之一,曾一起在河南嵩山隐居。

爱神仙:一作“好神仙”。“好”字似更合理。

颍川:这里指颍水,即今颍河,源出河南省登封市嵩山西南阳乾山,东南流至今安徽颍上县东南入淮河。

嵩岑:嵩山之颠。岑,山小而高曰岑,此泛指山。紫烟:紫色的云气。

三十六峰:王琦注引《河南通志》:嵩山,居四岳之中,故谓之中岳。其山二峰,东曰太室,西曰少室。南跨登封,北跨巩邑,西跨洛阳,东跨密县,绵亘一百五十余里。少室山,颍水出焉。共有三十六峰。

蹑星虹:谓登上星宿和彩虹。蹑是踏的意思。星虹,指流星和虹霓。

身骑飞龙:道家有驾龙飞升之说。

与天通:上通天界。《列仙传·陶安公传》:朱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治与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龙。”

“我知”句:此句《文苑英华》作“我知尔心游无穷”。《庄子·在宥篇》:广成子曰:“故余将去女,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

元丹丘歌赏析

道教的神话常常会激超诗人的丰富想象,仿佛道士们过的也是神仙生活,也能摆脱人世间的种种限制,享受神仙的超脱和自由,以满足他们向往自由的心理和愿望。这首诗的基本内容就是这样。

“元丹丘,爱神仙。”正因为元丹丘喜好神仙之术,所以他才长期在嵩山修炼。下三句就是他常年在嵩山中求仙学道的夸张描写:“朝饮颍川之清流,暮还嵩岑之紫烟,三十六峰常周旋。”诗中把元丹丘长期在嵩山的活动浪漫化,夸张地说成是一天之内的活动,仿佛他已成仙得道,有了神仙飞腾之术。早上,他还在清清的颍川边饮水,晚上就出现在紫烟缭绕的嵩山峰顶,在嵩山三十六峰的绝顶灿列处都有元丹丘的踪迹。嵩山在今河南登封,是五岳之一的中岳。唐时这里是道教最盛的地方。著名的道教胜地嵩阳观和中岳庙就在这里。嵩山有太室、少室二山,二山各有三十六峰,共计七十二峰。大概在唐时嵩山有名字的只有三十六峰,后来愈来愈多,但三十六峰也只是一个约数,言其多而已。

下面诗中着重写元丹丘的神通:“长周旋,蹑星虹。身骑飞龙耳生风。横河跨海与天通。”以上诗句意即脚踏星虹,身骑飞龙,速度之快,星驰电闪,只觉得两耳生风。可以横跨江河,飞越大海,在天空自由邀游,一直通向神话中的天国。这与屈原《离骚》中的乘飞龙遨游天国是同一寓意,即借飞升以向往自由,借游仙以寄托理想。

诗的最后一句说。“我知尔游心无穷。”《文苑英华》“游心”作“心游”,意思就更为明显。原来“蹑星虹”、“乘飞龙”,“横河跨海”的无穷之游,都只是“心游”而已。这一切都是诗人想象中的产物。并非真实。原来只是精神上的一番自由和逍遥之游。这与庄子“游心”(《庄子·则阳》:“知游心于无穷。”)的精神遨游是完全一致的。

此诗赞扬元丹丘爱神仙。“爱神仙”是全诗之眼。诗中故意把元丹丘写成一个能骑龙升天、横河跨海的神仙,表达了诗人对老友的美好祝愿,也是对老友的戏谑。李白真心希望元丹丘像神仙一样的自由快活,当然这也是李白自己的愿望。诗是歌谣体,用三、三、七的句式,使诗句更加活泼,富有变化。诗的前半首和后半首结构重叠,有一种长短相间,循环复沓的音乐美。后半首的首句与前半首的来句还用顶针格的修辞手法,使前后段自然衔接,天衣无缝。此诗有语言明白如话,自然天成的民歌风味,读起来朗朗上口。由此可见,李白在学民歌方面是下了一番功夫的,此诗就是他学习民歌的优秀结晶。

关于《元丹丘歌》的相关故事

公元744年,杜甫与李白初次相逢于洛阳,两位诗坛泰斗一见如故,同饮同醉,携手同游,度过了一段彼此难忘的日子。

杜甫在成都做节度使严武的幕客时,生活还算安定。闲暇时常想起与李白相处的日子,这时他们阔别已经十多年了。想起那一段令人难忘的好时光,杜甫总感慨不已,颇为怀念。

如今正是仲春时节,蓉城景色秀美,心旷神怡,李白若能来此同游,那该是何等美事。一代豪放的诗仙,在这兵荒马乱的动荡年代,将栖息于何处?想到这里,诗人不禁提笔做诗,写了一首五律《春日忆李白》,开头四句是: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杜甫在诗中对李白是这样赞许的:庾信的诗清新而不俊逸,鲍照的诗俊逸而不清新,而李白的诗兼而有之,其清新俊逸之风实在是无人可以匹敌的。

但李白与杜甫在诗歌创作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及价值取向。我们可以从下列几点来比较李白和杜甫:

一、思想:李白的诗,很多表现出求仙出世和及时行乐的思想;杜甫的诗,很多表现出忧时伤世,悲天悯人的思想。所以李白被称为“诗仙”,杜甫被称为“诗圣”。

二、风格:李白经常用夸张的手法,生动的比喻,抒发出热烈奔放的感情;杜甫经常用刚健的手法,深沉的思考,表现对社会实况的深厚同情。李白偏向于浪漫,杜甫偏向于写实。

三、擅长的体裁:两人都能写各种体裁的诗歌,但李白的七言古诗和绝句写得最好,而杜甫的律诗写得最好。

李白和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两座并峙的高峰。李白的诗更能表现盛唐文人意气风发、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而杜甫的诗则更能反映国破家亡、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李白天才放逸,诗歌自成一体,是天授的奇才;杜甫当世英才,诗歌兼备众体,是人能的极致。李白的诗对于后代爱好豪放诗风、具有奇特想象力的诗人有深远的影响。杜甫的诗对于后代关怀社会现实、重视诗法变化和字句锻炼的诗人影响更大。韩愈说得好:“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们两人都是我国伟大的诗人,两人的诗,是各有长处的。

李白和杜甫是中国唐代诗歌的乃至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座高峰,我们分别称他们为“诗仙”“诗圣”。他们共同经历了唐王朝由极盛到动乱的历史。面对这个乱世,他们形成了迥然不同的诗歌艺术风格和个人性格。李白诗歌的风格形成于唐帝国最强盛的年代,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个人价值的渴望与追求。他的诗自由奔放明白顺畅想象丰富气势宏大。他继承了自《楚辞》以来的浪漫主义传统发展出自己独到的风格。杜甫的诗歌风格形成于安史之乱时期并逐渐在苦难中成形。杜甫深入社会并关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视写实。他背负着对国家和民族任务的沉重责任忠实描绘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感受。

杜甫“没饭不忘君”,艺术风格沉郁顿挫。自中唐到宋代以来都继承了杜甫的写实风格。尤其是宋代江西诗派更是杜甫视为宗祖。他的影响力巨大。李白年少时博览群书,“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他还仗剑任侠,“十五好剑术,遍于诸侯”。他年少是曾广有游历。这一切都对李白自由奔放的性格形成有重大影响,还直接导致了他诗歌浪漫主义风格的形成。李白尚武轻儒,轻财好施,喜欢豪饮。他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脱又是积极入世的。他的人格魅力也是别人所不能及的。杜甫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祖父杜审言是初唐重要诗人,所以对杜甫来说从仕与诗歌都是家业。他曾对儿子说“诗是吾家事“。

杜甫深受儒家文化教养,终身都有辅佐君王的愿望,又加上自身一生的穷困潦倒,从而形成了他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性格。他的诗歌也因此偏重于现实主义。李白终其一生都徘徊在出仕与高蹈之间。他在《蜀道难》中着力描绘了秦蜀道路上奇丽惊险的山川,从中透露了对社会的某种忧虑,他说“黄鹤之飞尚不得过”“剑阁峥嵘而崔嵬”这可能是对当时政局混乱他抑郁不得志的一种隐喻。在他的《行路难》中他用“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等太行雪满山”来形容自己艰难处境。由于当时高力士杨国忠的受宠,贤士都被据在朝门之外,因此他发出了“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的悲叹,但他的乐观主义天性又使他对理想追求都是执着的。他唱出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充满信心与展望的强音。在《夜泊牛渚怀古》中他写道“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借用谢尚知遇袁宏的典故来表明自己的怀才不遇渴望知音的心情。

以上都说明李白对仕宦生涯是积极的。而另一方面李白又受道家的影响,不时又有高蹈出世的想法,而且他也曾在深山隐居过。在《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中他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山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表现了他对道家的崇信和对儒家的嘲弄和摆脱世情追求神仙生活的感情。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他描写奇幻的梦境表达了对神仙世界的向往,最后他说“安能催眉事权贵,使我不能开心颜”表明了自己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的志向。

可以说李白的一生都在出世入世的矛盾中彳亍着。而杜甫就简单的多。他一生都在谋求获得官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他一生都相信自己能有朝一日“致君尧舜上,再使民风淳”。这种精神一直渗透在杜甫诗的字里行间他的七律《登楼》“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这首诗十分能体现杜甫诗歌的特点,诗开头就以景色引出作者心绪,与“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样有动人的对比。其后写出“万方多难”的境况,最后写出个人报负,他想像诸葛亮一样建功立业。全诗即景抒情写山川联系古往今来社会的变化,说人事又借助自然景物,互相渗透互相包容。熔自然景物国家灾难个人情感于一炉,体现了诗人沉郁顿挫的风格。他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写的是唐军攻克安史老巢后诗人听到消息后的喜悦。全诗以流走的音韵真挚的情感快速的节奏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的《登高》全诗对仗工整,写景抒情融合一体。前两联写景,后两联结合自身衰老,归结到零落潦倒的根源。其中“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更是千古名句。

在诗体上说李白擅长古歌行体,擅长五七绝句,他性格自由奔放使他不囿于格律音韵,他的《蜀道难》长短参差,他的《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云》的前两句“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使用的是散文句法。而杜甫精于音律,擅长铺陈排比。因此律诗尤其是七律是他的长处。在诗的音美形美的方面李白稍逊于杜甫。而在风格美方面,李白的飘逸豪迈,谈吐天然是别人所不能学的。李白直抒胸臆多,乐则大笑悲则大号。而杜甫的诗多含蓄曲折沉郁顿挫。这也是年轻人多喜欢李白而思想成熟的人多喜欢杜甫的一个原因。李白热爱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事务而对不合理现象毫无顾忌的投之以轻蔑。这种已被现实所牢笼却不愿接受想征服现实的的态度,与杜甫那种始终以严肃的悲悯的心情注视关心祖国人民命运那种现实主义精神是相反而本质又相同的。

用韩愈的话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们的艺术成就和高风亮节永远是中国文化的代表。

唐诗,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高峰。唐代的经济发展导致了文化的繁荣,同时,政治比较开明,各种思想也兼容并存。这些都形成了唐诗发展的基础。加之唐代以科举取仕,诗赋是进士考试的主要内容。文人学子都以此为进身之阶,求取功名而得登入仕途,因而更加促进诗歌的创新和发展,使得唐诗创作盛况空前,异彩纷呈,而成为文学艺术的最高峰。唐代诗人辈出,有重大成就者多逾百人。学习唐诗,就不能不深切关注李白和杜甫这两位伟大诗人,他们是唐代诗坛上突出的两颗灿烂明星。正如韩愈所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们是自唐代以来一千多年文人和诗人景仰的楷模,学习的榜样。我试图以个人浅陋的理解,对这两位大师的思想倾向和作品风格,作不成熟的探讨。

(一)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而盛唐诗则是这高峰的顶点。从公元712年到762年,即唐玄宗初年到唐代宗初年这半个世纪,历史上称为盛唐。这一时期诗的创作十分繁荣,杰出的诗人如孟浩然、王维、高适、岑参、王昌龄等多人,都写出了许多传世名篇。而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不能不首推李白与杜甫这两位伟大诗人。李白是浪漫主义最高成就者,而杜甫则是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在诗歌艺术方面是双峰对峙而又相辅相成。

先说李白李白是伟大的浪漫主义的杰出者,被尊为“诗仙”。他热爱现实生活中一切美好事物,而对其中不合理的现象毫无顾忌地蔑视和抨击;他毫不掩盖他对功名事业的向往和追求,却又无法与腐朽势力及利欲之徒同流合污。

李白的长篇诗作,大都是气势磅礴,想象丰富,豪情满怀,一气呵成。如《蜀道难》、《梁甫吟》、《将进酒》、《北风行》和多首《古风》……都是“下笔如有神”的惊世巨作。李白的艺术夸张和丰富的想象,都十分精辟有力,在其诗作中比比皆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许多诗句,豪气干云,“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许多作品真情流露,如《赠汪伦》、《赠孟浩然》等等赠别之作,感人至深。李白的很多诗作,看似随手写来,而通畅、自然、流利,如《静夜思》二十个字,信笔而写,却浑然天成。又如《哭宣城纪叟》:“纪叟黄泉下,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对一位卖酒老人的悼念之情,跃然纸上。

李白一生坎坷,怀才不遇,临老还因永王李璘牵连而成为“反革命”,流放夜郎。幸而中途得赦回来,六十二岁死在安徽当涂。他笃信道教,还真受戒做了道士。他有求仙思想,在他现存的一千多首诗中,不少诗句中“仙风飘拂”。但他终于没有从求仙中解脱出来,潦倒而死。

再说杜甫杜甫是以积极入世的精神,忠实反映现实社会生活和人民命运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被后人尊为“诗圣”。

“安史之乱”长达八年。由于唐玄宗荒淫和杨国忠乱政等原因,蕃将安禄山叛乱,连陷二京,皇帝逃亡,社会遭到了重大灾难,人民流离失所,连杜甫本人也深受其害。他以严肃悲愤的心情,写下大量诗作,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的悲惨生活。杜诗“三吏、三别”极为深刻地反映了动乱的社会和人民的苦难。刚刚结婚的小夫妻,就遭灾祸,丈夫被迫当兵打仗,丢下新娘;连老人也免不了要被抓去服役:“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多么沉痛。剥削阶级和人民痛苦生活的对比,在他的诗作中也得到充分反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是传流至今的名句。《丽人行》中,深刻地反映唐玄宗的昏庸、时政的腐败,讽刺了杨家兄妹骄纵荒淫的无耻形象。

杜甫诗作谨严、深刻,对问题的分析老到,叙事条理分明,首尾呼应,许多作品都成为不朽之作。如《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等。他本人的生活经历,尤其是困苦境地和寄人篱下的情景,也有充分的反映描述。如《羌村三首》、《秦州杂诗》、《发同谷》……他在安史之乱中到了四川,依靠友人生活,还建了“草堂”。秋风之中,屋上茅草被大风刮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避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当他陷入困境时,想到的不是一己的安危,而是“天下寒士”,这是何等开阔的胸襟,何等高尚的品格!杜甫潦倒一生,只做了很短时间的小官,大都在困苦、奔波、流亡、依人中度过。在四川寄居将近十年,返回到湖北、湖南等地,不久,即死于耒阳舟中,年五十九岁。

附带谈一下李、杜二人的交往。李白年长于杜甫十一岁,唐玄宗天宝三年(744),李44岁,杜33岁,他们在洛阳相遇相知,在一年多时间里,二人同游梁、宋、齐、鲁等地,感情深厚融洽,(“怜君如兄弟”、“携手日同行”……)到次年秋天即分手,从此再未见面。李白存诗中有四首关于杜甫的,而杜诗中怀念李白的更多,《梦李白》、《天末怀李白》、《不见》……都是真情实感之作。

(二)李杜诗对后人的影响“李杜诗篇万口传”。这两位大诗人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累世以来,所有学诗和读诗的文人学子,无不以这两位诗人的巨著中,受到影响或得到借鉴。

我认为后世学诗之人,以学杜崇杜者为多为众,而对李诗则崇多学少。因为,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作深入社会和人民生活,有广泛的人民性;同时,杜诗特重格律,功力雄厚,遣词用字,十分严谨,是后人可以通过努力而学习的。因而有些人是“扬杜抑李”,当然也有“扬李抑杜”的。这都是不公正的,他们俩的诗作各有特色。我的理解是:杜诗可学、李诗难学。李白是天赋雄才,气雄、势壮,博大、自然……这些都是很难学得好而精的。因此,学杜诗而有成就者,历代均有多人,而学李诗有成就者则是“凤毛麟角”,所见不多。

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李白与杜甫这是一个老题目。1962年郭沫若同志在纪念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会上的开幕词就是这个题目。在开幕词里,他说:“李白和杜甫是象兄弟一样的好朋友。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跟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这是对李白和杜甫在我国诗歌史上的地位的确切评价。可惜不知由于何种原因,十年后他在《李白与杜甫》一书里,观点全变了,再不认为李白与杜甫是我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而是抑杜以扬李,把杜甫说得几乎一无是处。郭老对李、杜的不公允评价,当时即为学术界所私下非议。近年来,已有不少文章对《李白与杜甫》一书提出了批评。对于李白与杜甫,任何扬此抑彼都是不适当的。他们各自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无法代替的贡献。历史上对他们的评价虽或时有抑扬,但总的倾向一直是承认他们双子星座的地位。我们不妨对此作一番粗略的回顾。抑扬李杜的历史回顾扬杜抑李,始自中唐诗人元稹。他说杜诗“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他认为李白的有些地方虽略能与杜甫相比,但在律诗上,却比杜甫差得远。他的这种扬杜抑李的观点在当时并不带普遍性。他的好友、著名诗人白居易虽也认为杜有超过李的地方,但基本上还是两人并列,说两人“吟咏留千古,声名动四夷”。与元稹看法完全不同的是韩愈。他写过一首《调张籍》诗,对贬抑李、杜的人说了一些份量很重的话:“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显然,他对李、杜是同样十分尊崇的。1959年在新疆婼羌县米兰古城出土了坎曼尔的三首诗,其中一首提到:“李、杜诗坛吾欣赏,讫今皆通习为之。”坎曼尔是唐宪宗元和年间安西人,与元、白、韩、柳同时,这就说明,中唐以后,李、杜在诗坛上有同样广泛的影响,时论并无扬此抑彼的倾向。到了宋代,欧阳修更喜爱李白,而王安石更喜爱杜甫;苏轼虽更为推尊杜甫,但其实他创作的艺术特色却更接近李白。而且他虽崇杜却并不抑李,他说:“李太白、杜子美以英伟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崇杜而不抑李,可以看作有宋一代对李、杜的基本评价。杜诗在宋代有着甚高的地位,江西诗派就以杜为宗师,但李也备受推崇。虽也有崇杜抑李的人(如苏辙、黄彻等),但并未形成普遍倾向。诗论家严羽说:“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这是说得很公允的。明代对李、杜的评价,大致与宋代相似。杜甫的地位甚高,但李白的声望也未曾因此稍衰。茶陵派的李东阳,宗主杜甫,但对李也甚为景仰。提倡诗必盛唐的前后七子,诗学杜甫,而对李白同样赞赏备至,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对此都有所论述。力求摆脱复古束缚的祝允明、唐寅,推崇李白;文征明却崇拜杜甫。有叛逆思想的李贽推崇李白,而主张独抒性灵的袁中郎,则李、杜并称。清代的情形亦复如此。赵翼说了一句带有总结性质的话:“北宋诸公皆奉杜为正宗,而杜之名遂独有千古。然杜虽独有千古,而李之名终不因此稍减。”这说明,李、杜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各自做出的独特贡献,是无法抹杀的,采取简单的扬此抑彼的态度,都无法改变他们在诗歌史上双子星座的地位。不同的创作道路李、杜齐名,但他们诗歌创作的道路却很不相同。李白比杜甫长十一岁。但这是很重要的十一年。李白的主要创作活动在安史之乱以前;杜甫的主要创作活动在安史之乱爆发、也即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以后。加上他们不同的生活经历和个性特点,他们诗歌反映的生活内容是有区别的。李白诗歌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在祸乱酿成之前暴露和抨击了当时的黑暗政治;而杜甫诗歌的一个重要内容,则在于祸乱既起之后,反映了国家忧患和人民疾苦。李白的整个青年时期,正是唐王朝的全盛期,就是历史上所称道的开元盛世。处于经济和文化繁荣的盛唐社会,给了他昂扬的精神面貌,和建立非凡功业的理想。他用理想主义的眼光去看生活,似乎不世功业,唾手可得。但当他去敲仕途的大门的时候,呈现在他面前的,不仅是盛唐社会的繁荣,而且有它的腐败与黑暗。唐代社会正从它的高峰上衰落下来。就在这样一个时候,李白要去实现他那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理想。他开始时是希求援引,以一登仕途,但未能如愿;后是应诏进京,供奉翰林,而不久即被排挤出京。前后两次进京,对于朝政的腐败与黑暗,他都看到了。在诗中强烈地反映了他的愤愤不平。《古风第十五首》中,他抨击当时远贤臣、亲小人的政治状况是:“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第二十四》、《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对此都表示了愤怒揭露玄宗宠幸宦官和善斗鸡者,“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蜺。”他还一再抨击当时那种权奸得意、贤才落魄、是非颠倒的不合理现实:“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鸡聚族以争食,凤孤飞而无邻;蝘蜓嘲龙,鱼目混珍;嫫母衣锦,西施负薪。”对权奸他甚至指着鼻子骂:“董龙更是何鸡狗!”李白揭露安史乱前唐王朝政治的腐败与黑暗,其深刻性除杜甫外,并世无第三人。

杜甫的青少年时期虽也受到盛唐文化的熏陶,有着建功立业的非凡抱负,但是他的长安十年,正是安史之乱的前夕。与其说他曾经看到开元盛世的繁荣景象,不如说他更多地认识到衰败到来的危机四伏。而且,接着,他便被卷入战火之中,面对满目疮痍,而流徒奔波。由于生活的困顿与乱离的经历,他看到了人民的苦难,并且对他们表示了深深的同情。杜甫也写了不少暴露黑暗政治的诗,但他写国家灾难和人民疾苦的诗,占有着更大的比重。他写战乱带来的大破坏,是:“万国尽征戍,烟火被岗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他写人民在战乱中的苦难,是:“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乱世诛求急,黎民糠籺窄。饱食复何心,荒哉膏粱客。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石间采蕨女,鬻市输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闻见事略同,刻剥及锥刀。”他写了有名的《三吏》、《三别》,对战乱中人民的悲惨生活,作了形象生动、具体真实的极其深刻的刻画。在描写人民苦难的同时,他还真诚地在诗中表达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他希望有人能够叩君门以减征赋,能够息兵以休养生息。例如,乾元二年,杜甫从秦州去同谷途中,路过凤凰台,写下了《凤凰台》诗,幻想着以自己的心血去哺养受饥的雏凤,让它长大后自天衔瑞图,降祥瑞于国家,“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当时,杜甫正在饥寒途中,没有能力去解救人民疾苦,一片心愿,只有借助幻想的形式表现出来。

从李白与杜甫诗歌题材的比较中,可以看到明显的差别。李白写任侠、求仙学道,写祖国的壮丽山河,抒发个人失意的不平,而他反映当时现实最深刻的、是那些暴露与抨击黑暗政治的诗篇。杜甫也写祖国的壮丽河山,也抒发个人的失意的不平,也暴露与抨击黑暗政治,而他反映当时现实最为动人的,则是那些描写贫富悬殊、战乱灾难、生民疾苦的诗篇。那些诗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可以称得上是前无古人。他之被称为“诗史”,不为无因。

不同的创作方法

李、杜的诗,不仅在题材上有很大不同,而且他们所运用的创作方法,也是很不相同的。明代的袁宏道指出,李白善用虚,杜甫善用实。写虚与写实,正是李、杜诗歌创作方法上的主要区别。

“虚”,是指侧重于精神世界的描写。在反映客观现实的时候,李白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以感情的逻辑去取代生活的逻辑。他写愁,是:“朝心不开,暮发尽白”,“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两鬂入秋浦,一朝飒已衰。猿声催白发,长短尽成丝”,“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在这里生活本身如何并不重要,感情爆发的需要才是重要的。抒发感情的需要,使生活的逻辑让位于感情的逻辑。这样的例子还不少,如“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南风吹归心,飞堕酒楼前”。上句写思念长安,思念是一种精神活动,当然不可能挂在树上;下句写思家,归心不是物体,当然也不可能吹堕。但是这样写,思念的急切却得到了更为深刻的表现。

李白的一些诗,常常把现实诗化为幻境。例如,玄宗后期大权旁落,李白看到了这种现象的危害,他写了《远别离》。在诗里,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幻化为自然界的愁惨景色:“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而可能出现的篡权悲剧,在诗里则升华为一个传说中的悲惨故事的幻境:尧被舜囚禁起来;舜又被禹所逼迫,出走于苍梧之野。政治危局被诗化为幻境,而幻境又漫上绵绵哀愁,变得更为哀郁。李白的有些诗甚至离开现实,以理想直接写幻境。他有近八分之一的诗,写求仙学道。诗中所写的幻境,既非生活所实有,也无托喻现实的意义,而是他渴望成仙的理想的外化,他把那理想幻化为一个个并不存在的幻境。在那些幻境里,他和仙人往来,和青童、玉女相处。那些自己构造的幻境被当成了生活的实有去描写。

李白还有一些诗,是直接发议论。他的抨击现实黑暗的诗大多如此。这些诗不是对客观现实的细微描写,而是强烈的感情通过发议论表现出来。所有这些,都是以表现精神为主、更带主观色彩的写虚的方法。当然,李白也有一些诗是写实的。不过,写实的方法在李诗中不占主要地位。

与李白不同,杜甫主要用的是写实的方法。

杜甫严格的写实方法的一个特点,就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反映出生活的本质。例如,《兵车行》写咸阳桥头哭夫别子送行的场面,形象生动地反映出天宝后期拓边战争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灾难和人民群众对拓边战争的态度与心情。《三吏》《三别》十分真实地写出了当时战地人民的生活苦况。其中的《无家别》,写一个从战场上战败归来的士兵,见到故乡已面目全非,田园荒芜,亲人尽丧,孑然一身而犹须就役,欲别无家,不禁悲从中来。这首诗真实而深刻地反映出当时千万士兵的命运与千万村庄的普遍情景。

杜甫严格写实方法的又一点,是对客观世界观察的细微,描写的准确、传神。杜甫观察现实的细微,往往使人叹为观止。例如,他在《羌村》诗中写归家的第一个感觉,是:“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千里归来,有谁会去注意门外的鸟雀叫呢?但这正是描写的细微传神处。战火蔓延中一个暂时平静的角落的安宁气氛,家的温暖、亲切的感觉,家人幸免于难而终于得以相见的惊喜心情,就都在这鸟雀的噪叫声中表现出来了。这正是杜甫许多名篇的共同特点,如《春夜喜雨》写春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濛濛雨雾,无声无息地飘落,用一个“潜”字,一个“细”字,真是把春雨的神韵全传达出来了。

杜甫写实方法的又一点,是常常用描写与叙述。他的许多诗带有叙事的性质。与李白的直接抒情不同,他是在叙述与描写中抒情的。

当然,杜甫也有时用写虚的方法,如《凤凰台》、《朱凤行》、《客从》等,但主要的是写实。

李白的善于写虚与杜甫的善于写实,都各自达到了极高的成就。

不同的艺术风格

李白与杜甫的诗歌,在艺术风格上也是很不相同的。

李白的诗歌有一种清雄奔放的美。他的诗表达的感情往往是壮大明朗的,表达感情的方式,则是爆发式的。他不是在那里娓娓动人地叙述或缠绵悱恻地抒情,而是火山爆发、大河奔泻一般,把感情倒出来。他常常是一气直下,大有欲止不能之势。他的诗,想象十分壮丽,而且常常瞬息万变,驰骋于天上地下,古往今来,来去无踪。前人说他“发想无端,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形”,指的正是这一点。李白的诗,境界往往十分开阔。你看他写黄河:“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写五老峰:“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境界何等壮美!

壮大明朗的感情基调,爆发式的感情表达方式,和壮美的诗境,构成了李诗清雄奔放的风格特色。

杜诗的风格特色是沉郁顿挫。沉郁顿挫首先表现为深沉忧思的感情基调。在这深沉忧思里,蕴含着一份优念国家命运、人民疾苦的深厚感情,所以显得阔大深远。杜甫表达感情的方法是波浪起伏、反复咏叹、百转千回。往往感情要爆发了,却又折回去,在心中回流,象有一座感情的闸门阻拦住,让感情在受阻之后再缓慢流出,因此那感情的抒发,也就显得更加深沉。他有一首《登岳阳楼》,开首是:“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写登楼所见的一派壮阔景色。接着是:“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可以看出,面对洞庭湖的壮阔景色,他骤然百感交集:对于身世苍凉、老病飘泊的伤怀;对于离散亲朋的眷念;对于国家灾难与人民疾苦的忧虑,全都涌上心头。看来这百感交集的强烈感情就要爆发出来了,但是没有千言万语,只说出了一句:“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强烈的感情没有一一毕陈,闸门只微微启开,汹涌的感情的海只涌流出一股潮水。但这已经够了,虽然只这一句,却已经把心中没有吐露出来的感情份量全都包含进去了。在感情抒发上给人以回流起伏之感。波浪起伏、百转千回、反复咏叹,在《秋兴八首》等诗中表现得更为典型。

深沉的忧思、波浪起伏的感情表达方式,最后都通过语言、形象描写和节奏韵律,表现为诗的意境的悲壮美,构成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特色。

李白与杜甫的不同点还多,例如,政治理想与生活理想的不同,文艺思想、表现技巧、诗歌体式的不同等等。这些,很难在一篇短文里全面介绍,而且,即使已谈及的上面这些,对于两位伟大诗人来说,也只是点滴而已。

浪子李白与情圣杜甫

天宝三载(公元744年),李白被唐明皇赐金放还,由长安来到了东都洛阳,时年四十四岁。而三十三岁的杜甫自从十年前考试不第后,就一直在外游历,恰好也在这时漫游到了洛阳。这两位大诗人的相遇,乃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一刻,或许只有老子与孔子的相遇可以相比。但老孔相遇不过是于史无证的传说,李杜相遇却是史有明文:“甫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新唐书?杜甫传》中的这段话,其实是从杜诗《遣怀》中抄来的:“昔与高李辈,论交入酒炉。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观平芜。”我们现在对李杜相遇情形的了解,也全都来自号称“诗史”的杜诗。

闻一多曾把这一次的相遇,比之为太阳和月亮的相碰。那么谁是太阳谁是月亮呢?这时候的李白,虽然已丢掉了御用诗人的宝座,却仍然是钦定的桂冠诗人,诗名满天下,正如日中天。而杜甫却出道不久,诗名未就,《新唐书》说他已与李白齐名,是完全不确的。李杜齐名,是杜甫死后的事。年轻的杜甫能与这位大名人论交,其受宠若惊的心情可想而知。李白的相貌大概是很有几分仙风道骨的,所以杜甫对他的第一印象,也象贺知章一样,惊为谪仙人,也学着求仙访道,“相期拾瑶草”(《赠李白》)了。当年的秋天,他们连同高适一起漫游梁、宋。第二年,高适南游楚地去了,李杜又同游齐、鲁。“余亦东蒙客,怜君(李白)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与李十二同寻范十隐居》)如此亲密无间,倘搁在今日,就有同性恋之嫌了。到了秋天,杜甫西上长安再求功名,李白则南下漫游,一个定居成了“渭北春天树”,一个漂游犹如“江东日暮云”(《春日忆李白》),从此两人再也没有见面。

现传一千多首李诗中,只有四首与杜甫有关。其中《戏赠杜甫》不见于集中,从内容、文字上看,定是伪托无疑。《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中的“杜补缺”是否就是杜甫也很值得怀疑(杜甫当时并无官职,也非“补阙”),所以可以确定的,其实只有两首。

李杜同游齐鲁时,李白暂到鲁沙丘城小住,有《沙丘城下寄杜甫》诗云:

“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

写到了最后一句,才算是表达了一下思念之情,但我们如果多读几首李诗:“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云帆望远不相见,日暮长江空自流”,就会发现“思君若汶水”云云,不过是李白赠诗所惯用的套路,对谁都可以顺手来这么一下,这样的思念,也就象“海枯石烂”“地老天荒”的海誓山盟一般,不由得变得廉价起来。

另一首,则是杜甫西赴长安时,李白敷衍了事的赠别:

“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鲁郡东石门送杜甫》)

面对着离别,他所念念不忘的不过是酒酒酒,一杯又一杯,干了这杯再说吧,此外就没有别的意思了。郭沫若辩解说“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也就是杜甫《春日忆李白》中所说的“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但杜甫强调的是“细论文”,“一樽酒”不过是佐料,而李白却是为酒而酒,何尝提及其它?原来杜甫在他的心目中,不过是一个酒肉朋友而已。果然在离别之后,李白就把杜甫置之脑后,完全忘怀了,在他以后的诗中,再也无一字提及杜甫。

相反地,杜甫对这段仅一年多的交谊的记忆,却是逾久弥新。现存一千四百多首杜诗中,与李白有关的有二十来首,其中直接寄赠、思念李白的,就有十首,大多作于李杜分手之后。这些都是呕心沥血、情真意切的名作。这些诗中,有对李白的绵绵思念:“终朝独尔思”、“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乃至于“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有对李诗的具体评价:“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有对李白成就的极度推崇:“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虽然他此时的诗艺其实已超过了李白;有对李白生不逢辰、怀才不遇的遭遇的惋惜、同情:“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浑然忘了自己其实更为憔悴。

天宝十五载,李白从庐山下来,参加了永王起兵与肃宗争夺皇位的行动,事败后他说是“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乃是被胁迫的,忘了自己曾经得意洋洋地吹嘘过“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作《永王东巡歌》至十一首之多,告他鼓吹、协从反叛,也并不怎样的冤枉。谋反乃是最大的罪名,但也只有在这样的患难中才能见出真情,别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杜甫却尽力为之开脱:“处士祢衡后,诸生原宪贫。稻梁求未足,薏苡谤何频!”是说李白之下山从永王,乃是为生活所迫要讨碗饭吃,并非有什么野心;“苏武元还汉,黄公岂事秦?”,说的是如苏武欲归汉,夏黄公不事秦始皇一样,李白也并非心甘情愿地追随永王;乃至于愤怒地喊出了“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能有这样的“酒肉朋友”,乃是三世修来的福气。

李白被判罪流放夜郎,走到巫山时,遇赦放还。杜甫只知他被流放,却不知他已遇赦,音信杳无,积想成梦,于是就有了收入《唐诗三百首》的那三首名作:《梦李白二首》和《天末怀李白》,诗中处处为李白的安危设身处地地着想,如此知心之作在诗歌史上很是罕见。以后打听到李白的住所,又写了长诗《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对李白的一生经历做了概括,乃是一篇具体而微的李白评传。我们不知道李白是否收到了这首赠诗,但杜甫没有得到李白的回音却是肯定的,因为之后不久,他又因“近无李白消息”而做《不见》,这时李白也许已经病故了。即使在李白死后,杜甫仍在《昔游》、《遣怀》二诗中回忆着当年与李白的交谊,这一份情谊,超越了生死。

李白就象一个浪子,往好处说是超脱豁达,说难听的则是无情无义。他对君王不忠:唐明皇待他不能说不薄,但在唐明皇落魄丢了皇位的时候,他却做《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极尽讥诮挖苦之能事;对家乡不愁:“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客中作》),有酒喝就好,管它是哪里;对妻子无情:“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来时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别内赴征》),“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南陵别儿童入京》);对情人呢,想的不过是“何由一相见,灭烛脱罗衣”(《寄远》)的肉麻。对这样的人,我们实在不能指望他对朋友能有什么深情厚谊。有这样的人格,也很难留下多少能与其天才相符的作品。所以李诗只宜读那几首名篇,倘若不幸捧着全集来读,就难免要越读越失望。龚自珍就是因为失望,而断言现存李诗中只有一百多首是真的,其它的全是伪作。那些“集中十句,九句妇人与酒”(王安石语)的华而不实、空洞无物的诗,别人确实也作得、模仿得,而无需仰仗太白的高才。

杜甫却是个多情种子。同样对落魄的唐明皇,李白是讥诮挖苦,杜甫却是寄予深刻的同情:“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哀江头》)对落难的王孙(《哀王孙》)和受苦的百姓(如三吏、三别),即使陌不相识也都抱着“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仁者情怀,对于妻子儿女、兄弟姐妹、亲朋好友,自然更是无不爱得一往情深,最沉痛的如《同谷七歌》中“有弟有弟在远方”和“有妹有妹在钟离”两首,其真情至性的流露,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前人但知他“每饭不忘君”,不知他每饭不忘亲,不忘友,不忘人,乃至不忘物,且听他说“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暂止飞鸟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堂成》),再读读他的《缚鸡行》、《义鹘行》、《观打鱼歌》、《又观打鱼歌》,其对草木鱼虫鸟兽的一片爱心跃然纸上,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仇兆鳌说他“爱物几于齐物”了。所谓的忠君爱国,不过是对天地万物的大爱的逻辑结果,梁启超封他为“情圣”,恰如其分。没有如此多情的心灵,绝写不出那般郁抑顿挫的作品。一千四百首杜诗,大都是发自内心的血泪相迸的产物,每一首都是老杜生命的一部分,别人作不得也模仿不得。“药里关心诗总废,花枝照眼句还成”(《酬郭十五判官》),写诗写到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历史上找不出第二个人来。就此而言,杜甫乃是诗界热烈的太阳,而李白却是冰冷的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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