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独酌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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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独酌二首》

古诗全文、翻译译文、鉴赏赏析

作者:李白 标签:春天,写景,抒情,孤寂

春日独酌二首

东风扇淑气, 水木荣春晖。

白日照绿草, 落花散且飞。

孤云还空山, 众鸟各已归。

彼物皆有讬, 吾生独无依。

对此石上月, 长歌醉芳菲。我有紫霞想,缅怀沧州间。

且对一壶酒,澹然万事闲。

横琴倚高松,把酒望远山。

长空去鸟没,落日孤云还。

但悲光景晚,宿昔成秋颜。

春日独酌二首创作背景

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冬李白因贫病来投当涂令李阳冰,次年初春,病稍好转,起居有能,但终因年老、求仙不得而产生“吾生无依”的孤独。这组诗即创作于此时。詹本云:“第二首云:‘但悲光景晚,宿昔成秋颜。’似中晚年之作。安注系此诗于开元二十五年,谓:‘似本年闲居安陆时作。’恐非。”

春日独酌二首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东风吹来了美好之气,水与树木荣耀着春天的光辉。

太阳照耀着绿草,花儿在枝头散落飘飞。

孤云在日暮时还回空山,众鸟也各自还巢而归。

这些物体都有所寄托,我的残生却孤独无依。

对着这映在石上的月光,无奈何只有在芳草中长歌沉醉。

我曾有修炼成仙的向往,也缅怀隐居江湖之间。

现在惟有对着面前的这壶酒,淡然万事而落得孤闲。

倚着高松且将弦琴横放,把着酒杯伫望着远山。

飞鸟在长空中飞尽,孤云在落日中回还。

只是悲伤我老衰如同这光景已晚,转眼间已成了凋悴的容颜。

注释

⑴扇淑气:《南史·衡阳王义季传》:“阳和扇气,播厥之始。” 《文选》卷二八陆机《悲哉行》:“蕙草饶淑气,时鸟多好音。”张铣注:“淑,美也。” 唐太宗《春日玄武门宴群臣》:“诏光开令序,淑气动芳年。”

⑵水木句:咸本作水本。误。春晖,《太平御览》卷九九二晋傅咸《款冬花赋》:“华艳春晖,既丽且姝。”

⑶彼物二句:陶渊明《咏贫士》诗:“万族各有讬,孤云独无依。”

⑷歌醉:萧本、玉本、郭本、刘本、严评本、全唐诗本、王本俱作醉歌。全唐诗本注云:“一作歌醉。”

⑸紫霞想:谓升仙。陆机《前缓声歌》:“轻举乘紫霞。”

⑹沧州间:谓隐居江湖。

⑺且:萧本、玉本、郭本、刘本、朱本、严评本、全唐诗本俱作思。全唐诗本注:“一作且。”

⑻但悲句:悲,萧本、玉本、郭本、刘本、严评本、全唐诗本、王本俱作恐。光:朱本作佳。

⑼宿昔:早晚之意,谓时间短暂。《晋书·裴楷传》:“虽车马器服,宿昔之间,便以施诸贫乏。”秋颜,老衰的容颜。

春日独酌二首赏析

这两首诗抒写诗人对美好春光的爱惜之情,表达了作者因年老求仙不得而产生的孤独之意。

第一首诗前四句写作者对春天美景的爱惜,也抒发作者对生命的感慨。东风吹来美好之气遍于天地之间,树木在春光中欣欣向荣。灿烂的阳光照耀得芳草遍地生绿。但到了暮春之时,花朵散落飞扬,因此感叹自然规律的不可转移。后六句从日暮时孤云众鸟各有所归,想到自然中的万物皆有所托,而自己却漂泊无依。因此举杯对着石上之月,邀之共饮,以达长醉歌春日之芳菲。情调既是感伤,也是豁达。

第二首诗开头说自己原有隐居之意,想象自己对着一壶酒,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接着具体描绘隐居的生活图景:“横琴倚高松,把酒望远山。长空去鸟没,落日孤云还。”这几句满含出世之意,甚似王维的诗境。最后笔锋一转,发出时光易逝、生命苦短的感叹,隐含了理想抱负难以实现的悲情。

关于《春日独酌二首》的相关故事

就李白的仕进道路来看,一个众所熟知的事实是,李白没有像一般士子那样,试图通过科举之路进入仕途。他从一开始就有着与众不同的选择,这就是希望以奇人名士的风采耸动天庭,进而直取卿相,甚至幻想成为帝王师式的人物。从李白天宝之前的行迹来看,他的一切活动,似乎都是围绕着培养自己的名士声望而展开的。

名士不同于一般士人的地方,主要在于其“名”。因为有“名”,所以他们才会赢得统治者的礼遇。历代的帝王,常以礼遇名士来显示自己的胸怀雅量。罗致名士入朝,既可以得到礼贤的美誉,又可以消弭政治上的消极因素。而对于有政治希冀的名士而言,则又可以籍其“名”进而实现其现实的目的。因此,名士与帝王的相互为用,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一种非常常见的现象。惟其如此,士人采取以名士进入统治集团方式实现其政治目的,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存在着其现实的可能性。而走名士从政的道路,尽管可能比普通士人所取的常规仕进方式要艰难得多,风险要大得多,但却仍然会成为一些对自己的才性充满自负与自信者的选择,且在不同时代都不乏走这条道路的成功者。不过,这样一条道路,对士而言,关键在于其“名”,“名”之大小,总是与其成功的可能性成正比的。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士人仕进道路相对宽广的时代。科举制度为具有不同背景的士人的进取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这就使得大量的士子竟趋于科举之途,所谓“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是也。但是,尽管如此,唐代社会对名士仍然有着普遍性的尊崇。唐代的统治者也常以征召手段,罗致名士,使其或为己所用,或以为政治清明的妆点。以名士身份而入仕,在唐代尽管已不再具有普遍性,但也并非没有可能。

李白生活的盛唐,正是以政治清明、重视贤才而著称的历史时期。开元初,玄宗励精图治,士人的用世热情空前高涨。这应该是形成李白渴望建功立业、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重要背景。但李白却没有选择众多士子竟趋的科举之途。李白之不走科举之路,原因可能很复杂,但李白对自己才能的自负自信,应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前已说过,中国历史上的名士,往往都是一些个性鲜明、才能超群、独立不羁的人物。李白对自己才能的自负,自然会影响到他在入仕道路的选择上不同于常人。周勋初先生曾指出:“他(李白)从年轻时起即走上了纵横游侠与乡先辈献赋求仕的道路。他不愿也不能与当代其他文士那样,卑躬屈膝,奔走于势要之门,求得举荐,去走科举的道路。他总是希望像吕尚、管仲、诸葛亮等人那样,得到他人的赏识与推荐,让朝廷了解,风云骤起,一展抱负。他希望像战国与汉初的游士那样,得到诸侯的礼敬,展现政治上与文学上的才能,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他也希望能像鲁仲连、谢安等人那样,当国家陷于危亡之时,能出奇策挽救危局,功成身退,潇洒江湖。李白的先天禀赋,浪漫而富于理想;后天的教育,又与近世的情况悬隔,因此他的立身处世,矫矫不群,而他又有百折不回的精神,一直在为实现自身的理想而奋斗。他对自己的才能始终坚信不疑,因此在他奔走四方进行干谒时,其气概也与他人大不相同。”

李白既然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就必须培养自己不同于常人的声望。实际上,李白从青少年时起,就颇注意展示自己禀赋与才华的卓荦不群。早在蜀中时期,他曾与东岩子隐于岷山之阳,“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因举二人以有道,并不起”(《上安州裴长史书》),又曾干谒出为益州长史的前礼部尚书苏頲,得到苏頲的称赏,谓“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同前)。出蜀以后,李白一直不断进行着扩大自己声誉影响的种种努力:或漫游、或干谒、或隐逸。从表面上看,这些与唐代文人仕进之前普遍性的活动,差别不大。但仔细分析,其中仍有许多独特之处。首先,从干谒漫游的地域来看,李白出蜀后,并没有像一般士子那样,把当时政治文化中心——两京,作为首先考虑的目的地,而是沿江而下,过江陵,历江夏,经金陵,东至维扬,然后西赴安陆,隐于寿山,继而入赘许府。对于李白所进行的这样一次远离政治文化中心而又地域范围颇广的漫游,或许与其“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的浪漫天性与趣味有关,但若说此行仅是为了满足名山之游的兴趣而无任何其他目的,恐也未必尽然。其《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诗有云:“吴会一浮云,飘如远行客。功业莫从就,岁月屡奔迫。良图俄弃捐,衰疾乃绵剧。”赵蕤是李白曾经从之学的纵横家,李白漫游中卧病异乡,向其昔日之师陈述窘境,自然不会讳言其此次漫游的目的,而从诗中所云“功业莫从就”“良图俄弃捐”的诗句看,似乎李白此行当还抱有实现其政治理想的目的。其次,李白早年遍读百家,对历史上,尤其是六朝时期的名士早就心仪已久,而其所游的江南地区,正是六朝名士当年生活的地域,因此,此行也不能否认其有亲临其地以探访、追寻六朝名士踪迹的心理。而在这一次漫游的过程中,李白一再向人们展示自己的洒脱、慷慨的个性以及超群出众的禀赋。比如在江陵拜谒道教名士司马承祯,即得到司马承祯的称赏,谓其“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后来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李白又称其“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透过李白的这些作为与告白,不难看出其意欲通过对自己慷慨豪迈个性的彰显,向人们展露自己才性不同寻常的意图。第三,李白的漫游活动,其交游之广泛也非常令人瞩目。他既与一些地方官员交往,如裴长史、孟少府等,又不断与宗教界特别是道教中人往来,如司马承祯、元丹丘等。开元十八年他一入长安,又曾广事交游干谒,“历抵卿相”

李白以名士身份受到玄宗的眷顾被征召入京,这是他实现政治目标并开始走向成功之路的第一步。但李白最后的失败,同样也是与其名士的身份特点密切相关的,或者说,因为长期对名士的追慕所形成的名士心态与文化性格,最终导致了其在进入政治中心后,又因其与环境的冲突而以失败告终。

李白是一个身处唐代的现实而又在精神上生活于自己所陶醉的理想世界的人。对于历史人物,他所钟情的是以才性、功业的超群拔俗而为人所仰慕的名士。就李白作品来看,他所追慕的名士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具有奇谋宏猷并建立丰功伟业而著称的,如管仲、鲁仲连、诸葛亮、范蠡、张良等;一类是以洒脱不群、放浪不羁、真率任情名世的,如谢安、谢灵运、东方朔、王羲之、陶渊明等。对于前者,李白更多的是崇尚他们的功业以及他们建立功业的途径方式。对于后者,李白则更多的是接受他们人格精神的熏陶。从李白的生活作风、处世方式看,后者对李白的人格与性格养成所产生的影响或许更大。而其接受前代名士影响而形成任情不羁的名士文化性格,对其后来进入官场后政治上的成败产生的影响尤其具有决定性作用。

李白天性浪漫,崇尚真率、自然。他对六朝尤其是晋人的潇洒风流、真率任情而又自尊自信尤为钟爱。“李白对东晋的向往,何等执着,可以说是怀有一种情结。他足迹遍天下,曾在许多都市中居留,但次数最多,时间又长的地方,可能要以金陵一地为最。六代豪华,名士云集,文物鼎盛,文彩风流,时时激发他的诗情,在在引发他怀古的胸怀”,“在他的诗集中,以‘金陵’一地开头命名的诗题不下一、二十首,可见他在此地投入的感情之多,与众多的同好者徘徊之久”。他对越中也同样一往情深,一生尝三至越中。“越中山水于李白,固可以消弭烦虑、怡悦性情,更可以感染、熏陶自己的品格、风度和节操。所谓品格、风度和节操的感染力,来自于越中山水的‘开发’者:在汉以自尊的严光为代表,在晋以任情的王羲之、潇洒的谢安为代表,在南朝以恣肆的谢灵运为代表。”

2)总体看,在人格精神方面,六朝名士风流对李白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阮籍、阮咸、谢安、王羲之、谢灵运等魏晋六朝的名士,常出现于他的笔下。虽然从李白诗歌创作的年代看,其诗歌涉及六朝名士的作品,并非全都产生于个性形成的早期阶段,但他早年通过《文选》等六朝文学典籍的阅读,应该说已种下了形成他后来顾盼、向慕风流潇洒的魏晋人物的最早因子。因此,六朝人物对他的影响应是从青少年就已开始并不断发酵的。李白崇尚并在生活作风上追蹑以任情、真率乃至任诞为特征的魏晋名士风流,当其为处于官场政治文化圈外的在野名士时,其消极性可能会被积极性所掩盖。因为盛唐本身就是一个个性张扬充满浪漫豪情的时代,他身上体现出的浪漫、自信、自负以及傲视权贵的特点,不仅会增强其他个性的魅力,还会有助于其声誉的提升,甚而会引起一些士人的赏慕。魏颢对李白的千里追寻,当即缘于此。但是,一旦当他进入高层政治圈子,他长期养成的那种任情、真率、放任不羁的个性,与官场政治文化之间的疏离、悖逆、冲突就显现出来了。那种原来为一些士人所仰慕的名士魅力,适成为其政治活动中致命的弱点。任情、真率、放任不羁,一旦脱离了具体的历史与文化情景,被李白不恰当的置于高层政治环境里,就使他由禀赋特异的天才变成了政治上的侏儒。从李白天宝初入长安待诏翰林期间的作为来看,恰恰是长期形成的名士做派,使他成为长安高层政治中心中最易受到政治伤害的对象。

任何时代,官场都会有其相应的规范与规程。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封建文化的成熟期,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唐代相关的制度建设与官职规范方面的严密。研究唐代文学者,常常会因为唐代文学中出现的诗化的浪漫而忘记唐代相关制度的周备以及士人入仕后对规范与制度的遵守。应该说士人在入仕后,都会遵循相应地官场制度规则,违触相关制度会受到非议乃至处罚,这是每个入仕而成为官僚集团成员的士人都明白的。岑参以舍人掌纶诰,因疾久不宿值承旨,即受到了同僚的非议;董思恭性清脱,因泄露进士考试问目,为三司推问,最后被除名流放。所以,唐代一些主管铨选的官员,往往排斥那些文辞见长却个性张扬者。比如初唐的吏部侍郎裴行俭就以“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贬斥王勃等人“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旧唐书·王勃传》)。

唐代对官员设立了完备严密的职律。当然不同级别、不同部门的具体规定有所不同,这里没有必要做全面的讨论。以下主要围绕与李白相关的翰林院的制度规范做些论析,以期说明李白的个性与长安高层官场文化的疏离与冲突。

翰林院是在玄宗时期逐渐成为政治上具有重要地位与影响的机构的。关于翰林院的创建、沿革等,新旧《唐书》俱有记载。

《旧唐书·职官二》下有“翰林院”条,并详载其处所、沿革、变迁等,云:

天子在大明宫,其院在右银台门内。在兴庆宫,院在金明门内。若在西内,院在显福门。若在东都、华清宫,皆有待诏之所。其待诏者,有词学、经术、合炼、僧道、卜祝、术艺、书奕,各别院以廪之,日晚而退。其所重者词学。武德、贞观时,有温大雅、魏征、李百药、岑文本、许敬宗、褚遂良。永徽后,有许敬宗、上官仪,皆诏入禁中驱使,未有名目。乾封中,刘懿之刘祎之兄弟、周思茂、元万顷、范履冰,皆以文词召入待诏,常于北门侯进止,时号北门学士。天后时,苏味道、韦承庆,皆待诏禁中。中宗时,上官昭容独当书诏之任。睿宗时,薛稷、贾膺福、崔湜,又代其任。玄宗即位,张说、陆坚、张九龄、徐安贞、张垍等,召入禁中,谓之翰林待诏。王者尊极,一日万机,四方进奏、中外表疏批答,或诏从中出。宸翰所挥,亦资其检讨,谓之视草,故尝简当代士人,以备顾问。至德已后,天下用兵,军国多务,深谋密诏,皆从中出。尤择名士,翰林学士得充选者,文士为荣。亦如中书舍人例置学士六人,内择年深德重者一人为承旨,所以独承密命故也。德宗好文,尤难其选。贞元已后,为学士承旨者,多至宰相焉。

《新唐书·百官一》亦载云:

学士之职,本以文学言语被顾问,出入侍从,因得参谋、纳谏诤,其礼尤宠;而翰林院者,待诏之所。

唐制,乘舆所在,必有文词、经学之士,下至卜、医、伎术之流,皆值于别院,以备宴见;而文书诏令,则中书舍人掌之。自太宗时,名儒学士时时召以草制,然犹未有名号;乾封以后,始号“北门学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以中书务剧,文书多壅滞,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开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凡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后,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又以为天子私人。充其职者无定员,自诸曹尚书下至校书郎,皆得与选。入院一岁,则迁知制诰,未知制诰者不作文书。班次各以其官,内宴则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宪宗时,又置“学士承旨”。唐之学士,弘文、集贤分隶中书、门下省,而翰林学士独无所属,故附列于此云。

新旧《唐书》的记载,其内容大致相近,主要偏重于翰林院的历史沿革与功能。对于翰林院的工作规范等,未见有载。中唐时期李肇作《翰林志》,则于记载翰林院的历史及沿革后,对其职能与纪律要求做了说明,云:

……初,姜公辅行在命相,乃就第而拜之。至李吉甫除中书侍郎平章事,适与裴垍同直,垍草吉甫制,吉甫草武元衡制,垂帘挥翰,两不相知,至暮,吉甫有叹惋之声,垍终不言。

关于前一条的情况,《旧唐书》卷九十七、《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五《张说传》所附《张垍传》均亦有载。张垍系玄宗女婿,为玄宗所崇厚,《旧唐书·张垍传》云:“垍,以主婿,玄宗特深恩宠,许于禁中置内宅,侍为文章,尝赐珍玩,不可胜数。”《新唐书·张垍传》略同。但是,当杨国忠以垍草制泄密谮于玄宗时,张垍乃至其兄、弟均受到由政治中枢而贬黜出为外郡司马的处罚。即此可见,翰林院工作保密的重要以及对违纪处罚的严肃严厉。关于后一条,虽新旧《唐书》之《李吉甫》、《裴垍传》未载其事,但由二人传可知他们起初关系极密切。但即便如此,二人同在翰林院供职,草诏之际,仍严守保密之规定,不敢事先透露与当事人有关的信息。由此可知,唐代的翰林院一方面在政治上非常尊崇清要,另一方面又是一个严肃至近于刻板而不容草率马虎的机构。翰林供奉或翰林学士等作为天子“私人”,需要的是谨慎、严谨,言行上的任何不谨,都可能断送其政治生命与前途。不难想象,这样的环境一定会造成人的性格的特殊,这就是,凡在翰林院供职者,无论学士也好,待诏也好,定会比其他机关的官僚更显得谨小慎微。王谠《唐语林·容止》载杜审权事云:“在翰林最久,习于慎密。在镇三岁,自初视事,坐于东厅。至其罢去,未尝易处。虽大臣经过,亦不逾中门。视事之暇,日未之夕,非有故不还私室。端默敛衽,常若对宾旅。……”裴垍在任翰林学士时,也以小心谨慎见称。《旧唐书·裴垍传》云:“垍在翰林承旨,属宪宗初平吴、蜀,励精思理,机密之务,一以关垍,垍小心敬慎,甚称中旨。”《新唐书·裴垍传》亦云:“垍始承旨翰林,天子新剪蜀乱,励精致治,中外机筦,垍多所参与,以小心慎默承帝意。”而张垍任翰林学士,可能因工作性质影响其性格的缘故,其在重大问题上显得尤其谨慎甚而老于世故。《旧唐书·张垍传》曾载:“玄宗尝幸内宅,谓垍曰:‘希烈累辞机务,朕择其代者,孰可?’垍错愕未对,帝即曰‘无愈吾爱壻矣。’垍降阶陈谢。”在与玄宗的对谈中,因事关宰相职务之人事,故张垍惊愕之下,未曾有一语表达意见,这是颇值得玩味的。

李白多年来在廊庙之外形成的散漫作风以及他崇尚名士养成的疏放、真率乃至放任的个性,显然与翰林院中谨慎的氛围有不相适应协调之处。关于翰林院的故事,曾有过翰林院工作经历的李肇在前引的《翰林志》中有所载,而李白在翰林的故事,李肇在其另一书《国史补》中则别有一条。这大约是作为特异之事而予以记录的:

李白在翰林多沉饮。玄宗令撰乐辞,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稍能动,索笔一挥十数章,文不加点。后对御引足令高力士脱靴,上命小阉排出之。

这是一个在后世不断被渲染的故事。后来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二、乐史的《杨太真外传》等都有相似的记载。可能由于这一故事传神地表现了李白颖脱不群的才气与蔑视权贵的个性,满足了历代文士自怜与自重的心理,所以后世文人常对之津津乐道。不过,对于这一故事的可靠性,亦有人表示怀疑,尤其是“脱靴”事,以为以当时高力士之贵宠,李白未必会鲁莽唐突如此。但是李肇在元和间曾任翰林学士,元和去天宝不过半个多世纪,且李肇《国史补序》称其著述之目的是“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採风俗,助谈笑,则书之。”因此,其所记录之事当具有相当的可信度。周勋初先生亦曾谓:“高力士是最受玄宗崇信的宦官,肃宗在东宫时称之为二兄,诸王公主均称之为阿翁,驸马辈则呼之为爷,权相李林甫对他也甚为敬畏,按之常情,李白不可能做出命其脱靴之事。但世上之事可决不能以常情度之。李白天性狂放,又值醉中,因而也无截然排除此事的理由。”其实,从李白的文化性格看,此举也大有可能。在中国士人的心目中,阉宦尽管可能在政治上因皇帝的宠幸而气焰灼人,但其身份的卑贱向来为士人所不齿与不屑。李白深受历史上名士精神品格的熏陶,其可能平日在骨子里即对高力士存有鄙视之念,乘醉使其脱靴以折辱之,恰是其放任个性的自然流露。

至于李白使高力士脱靴事,果若为事实,在当时也应是一个具有不小影响的事件,定会在政治中枢产生震撼性的效应。对于李白来说,他是恣一时之快意乘醉发泄,但对于官场政治中的人物来说,这却是一个极为幼稚之举。对作为当事者一方的高力士来说,其无异于当众受到了戏弄与侮辱。高力士的当下反应如何,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李白的举动实际上也使玄宗陷于尴尬的场景中。对于玄宗的反应,李肇云是“上命小阉排出之”。这里对玄宗的记述是颇值得玩味的。所谓“排出之”,即排解而使其离开现场。也就是说玄宗是以李白酒醉失态处之的,他以此消弭了气氛的紧张,使当事者双方都不至于有损颜面。玄宗的处理应该说是得体而又合乎情理的,但是其由此而对李白会产生怎样的印象,却值得深思。对于此事,段成式的记载是:

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于便殿召见,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上不觉忘万乘之尊。因命纳履,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势,遽为脱之。及出,上指白谓力士曰:“此人固穷相。”

似乎多了些小说家的夸饰,因为其中没有写到李白醉酒。脱离了醉酒这一特定情境,李白的举动就显得极为突兀而越乎常理,而且写到“力士失势,遽为脱之”,也似不尽合情。但对玄宗的反应,他则写得较李肇具体:“及出,上指白谓力士曰:‘此人固穷相’。”明显地,玄宗这里是为高力士挽回面子,给他以抚慰。但从中也可出此一事件在玄宗心目中所产生的影响,也即在玄宗看来,李白的这一举动,所凸现出的是其缺乏政治官僚应有的风度与气象。

围绕李白待诏翰林最后失意而返,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李阳冰《草堂集序》,俱谓是受到同列的谗毁而为玄宗所疏;而魏颢《李翰林集序》则进一步指明谗毁者为张垍。《旧唐书》本传谓白使力士“脱靴”,因而斥去,《新唐书》本传、乐史《李翰林别集序》及《杨太真外传》俱谓力士以脱靴之耻,激杨妃使进谗言。看来李白因遭谗而政治失败前人是多所认同的。不过对李白政治遭遇的同情惋惜可以理解,但事实真相究竟如何,似还可再讨论。

新旧《唐书》及乐史所记,因其后出,可暂置之。魏颢、李阳冰,均与李白生前交往而且是受命为其集作序者;刘全白、范传正则为白同时代稍后人,因此他们四人的记载是值得关注的。但从其记载来看,李、刘、范俱未言及进谗者姓名。如果李白确是遭到谗毁,那么,搞清谗毁者便很重要。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现能看到的相关材料中,唯魏颢指明为张垍。魏颢言之凿凿,但其从何而知?一种可能是得之传闻,另一种则有可能得之李白之口。传闻不足论,而得之李白,则其间实有值得分析者。因为李白在后来言及此事时,从未说得具体明确,甚或有混乱处。

关于李白自己提及待诏翰林被谗事的文字,以下两处值得注意。一是其

《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诗,一为《为宋中丞自荐表》文。

《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一诗云:

晨趋紫禁中,夕待金门诏。观书散遗帙,探古穷至妙。片言苟会心,掩卷忽而笑。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云天属清朗,临壑忆游眺。或时清风来,闲倚栏下啸。严光桐庐溪,谢客临海峤。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

但是,至德二载,他作《为宋中丞自荐表》则有云:

臣伏见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有七。天宝初,五府交辟,不求闻达,亦由子真谷口,名动京师。上皇闻而悦之,召入禁掖。既润色于鸿业,或间草作于王言,雍容揄扬,特见褒赏。

为贱臣诈诡,遂放归山,闲居制作,言盈数万。

因此李白对于所谓同列谗毁之具体人事,心中必不一定十分明确。造成李白对此事前后表述上的含混不清,以常情揆之,似可作这样的推测。李白在翰林待诏期间,其嗜酒沉饮、任情不羁,已形成了与一般严肃、谨慎乃至刻板的同僚的不和谐,并由此导致了同僚的一些非议,对此玄宗一定会不断有所耳闻,而酒后失态之举,则使玄宗由耳闻进而目睹。玄宗之不大用李白,当是由其对李白性情的了解而决定的。对于李白来说,由政治中枢失意而归,他则需要对问及返归原因的朋友,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而遭谗被疏,既可说是他当年的真实感受,也可说是一个最合乎情理又能为大家所理解与同情的理由。这样一来,李白文化性格与官场政治的疏离、冲突导致其政治失败的深层原因就被遮蔽了。

说到底,李白待诏翰林的政治遭际,是一个天才诗人的政治失败。对于李白来说,这是他个人政治生涯的悲剧,但政治上的悲剧却无损于其作为诗人的伟大;而玄宗作为创造“开元之治”的一代君王,其对于李白的了解与认识,应该说是深切的。一方面,他欣赏李白的才华,故能对其疏放、任诞有所优容,另一方面,出于对李白的了解,他在政治上不能也不会予李白以其所希望得到的重任。因此,若干年后,当玄宗在政治上失去权威而成为一个被人所同情的弱者时,李白对玄宗的情感与心理便极为复杂,而这不能说与其待诏翰林期间的经历没有关系。

就政治层面而言,李白待诏翰林是失败了,而政治生活的失败对他的思想、创作所产生的影响,比如由于翰林待诏的经历使他对上层政治集团了解的加深,以及连带影响到他的思想与创作的变化等等,则是巨大的,对此前贤时彦已多所揭橥,兹不赘。不过在李白这段经历中,还有一值得讨论者,这就是李白“谪仙”称号及与之其相关联的一些问题。

李白获得“谪仙”之名,是他二入长安的一个重要收获,因为这一称号深刻地影响了他的社会声望与后来的生活。在此之前,李白尽管对自己的才能非常自负,也曾获得了一些有地位与声望人物的称誉,但或者因其缺乏概括上的精警,或者未能传达李白的风度神韵,所以对提升李白的知名度并没有产生较显著的影响。而“谪仙”一词,既可说是对李白一个富有极大褒扬性的称号,同时也是一个最为传神的称号。李白可说是愉快地接受了这一称号的。出朝以后,他数次于诗文向人道及之。比如:在

《对酒忆贺监二首并序》中他即不无得意的写到:

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没后对酒,怅然有怀,而作是诗。

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昔好杯中物,今为松下尘。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其一)

《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诗又写到:

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粟如来是后身。

这两首诗都作于出朝未久的天宝六载。而到了天宝十四载,他作《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又再次说:

吾希风广成,荡漾浮世。素受宝诀,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遗老贺知章呼余为谪仙人,盖实录耳。

而且,李白后来之在士林享有大声望,实也得益于此。

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云:

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声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文彩承殊渥,流传必绝伦。龙舟移棹晚,兽锦夺袍新。白日来深殿,青云满后尘。乞归优诏许,遇我夙心亲。未负幽栖志,兼全宠辱身。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真。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才高心不展,道屈善无邻。处士祢衡俊,诸生原宪贫。……

“仙”与“谪仙”,都是与道教有密切关联的观念。李白早年生活于具有浓郁道教文化氛围的蜀中,出蜀之后,他又一直与道教及道教中人物保持着密切关系,而赠予他这一称号的贺知章,本身也以崇道著称,因此,不论是贺知章也好,李白也好,他们对“谪仙”之内涵应是非常清楚的。值得关注的是,“谪仙人”在道教文化中其究竟有着怎样的内涵?或者说贺知章是在何种意义层面来赠予李白这一称号的?搞清这一问题,对于认识李白二入长安期间的思想与作风乃至获得这一称号他思想性格的变化,应当是有意义的。

对于“谪仙”含义的阐释,从现代人的理解看,它的内涵具有多重要素。日本学者松浦友久说:

“谪仙人”这一概念的意象结构非常复杂,但其主要属性可以集中在下面三点:

(1)才能上的超越性、超俗性。

(2)社会关系上的客体性、客寓性。

(3)言论行动上的放纵性、非拘束性。

三者相互关联,因而正好具有结构性的品格,即欠缺了哪一个都那以形成典型的“谪仙人”的形象。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哪一个都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属性。

这应是对谪仙的涵义的一种带有综合性的概括。但是,谪仙的这种多重结构性品格,似乎也是在不断演变中逐渐累积叠加而形成的。

道教在唐以前已经过了数百年的发展,其神仙体系也逐渐系统化,特别是南朝陶弘景作《真灵位业图》,为道教神仙制定等级,构想出了一个等级森严而又宏大周密的神仙谱系。不过,其中并未有所谓谪仙之名。但从唐以前的文献中看,已出现了一些关于谪仙的故事。下面几条唐前文献中有关“谪仙”的材料,对于理解唐前人们心目中谪仙的面目与特点是很有意义的:

瑕丘仲者,宁人也。卖药于宁百馀年,人以为寿矣。地动舍坏,仲及里中数

十家屋临水,皆败。仲死,民人取仲尸弃水中,收其药卖之。仲披裘而从,诣之

取药。弃仲者惧,叩头求哀。仲曰:“恨汝使人知我耳,吾去矣。”后为夫余胡

王驿使,复来至宁。北方谓之谪仙人焉。

——《列仙传》卷上(又见《水经注》卷十三“漯水”注,唯

“瑕丘仲”作班丘仲)

永明中,会稽钟山有人姓蔡,不知名。山中养鼠数十头,呼来即来,遣去便

去。言语狂易,时谓之“谪仙”。不知所终。

——《南齐书》卷五十四《高逸》(又见《南史》卷七十五《隐逸》)

范豺者,巴西阆中人也。久住支江百里洲,修太平无为之道。临目嘘漱,项

有五色光起,冬夏惟单布衣。而桓温时头已斑白,至宋元嘉中状貌不变。其占吉

凶,虽万里外事,皆如指掌。或问:先生是谪仙邪?云:东方朔乃黠我,我小儿

时,数与之狡狯。又云:我见周武王伐纣洛城头,战,前歌后舞。宋文帝召见豺,

答诏称我,或称吾。元凶初为太子,豺从东宫过,指宫门曰:此中有博劳鸟,奈

何养贼不知?文帝恶之,敕豺自尽。江夏王使埋于新亭赤岸冈,文帝令发其棺,

看柩无尸,乃悔之。越明年,豺弟子陈忠夜起,忽见光明如昼,而见豺入门就榻

坐,又一老翁后至,豺起迎之。忠问是谁?豺笑而不答。须臾俱出门,豺问忠:

比复还东乡,善护我宅,即百里洲也。

——《云笈七签》卷一百一十(又见《蜀中广记》卷七十六)

前面说过,不论是贺知章,还是李白,都是与道教关系极为密切的人物,有关道教的文献,他们应该是熟稔于心的。那么贺知章在以“谪仙人”来称李白时,他所取的是前述谪仙的概念内涵呢?还是为他加入了新的含义?不妨先分析一下李白对谪仙的体认。

李白诗文中有好几次提到“谪仙”一词,而有助于帮助判断其对谪仙体认的,一是其《玉壶吟》一诗,另一则是前面所引过的

《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文。《玉壶吟》诗是在提到东方朔时用此词的,诗云:

烈士击玉壶,壮心惜暮年。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凤凰初下紫泥诏,谒帝称觞登御筵。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朝天数换飞龙马,敕赐珊瑚白玉鞭。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西施宜笑复宜嚬,丑女效之徒累身。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

李白在诗里引用东方朔的典故,应有以之自比的意思。东方朔是以才华出众而又自以未得其用,时以诙谐讽上见称的。《史记·滑稽列传》曾载:

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三月乃尽,诏拜以为郎,常在侧侍中。数召至前谈语,人主未尝不说也。时诏赐食于前。饭已,尽怀其肉持去,衣尽污。数赐缣帛,檐揭而去。徒用所赐钱帛,取少妇于长安中好女。率取妇一岁所者即弃去,更取妇。所赐钱财尽索之与女子。人主左右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闻之,曰:“令朔在事无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为郎,又为侍谒者,常持节出使。朔行殿中,郎谓之曰:“人皆以先生为狂。”朔曰:“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时坐席中,酒酣,据地歌曰:“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

《汉书·东方朔传》记事较《史记》所载详尽,而其中一则记其以诙谐讽上曰:

久之,朔绐驺朱儒,曰:“上以若曹无益于县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临众处官不能治民,从军击虏不任兵事,无益于国用,徒索衣食,今欲尽杀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过,叩头请罪。”居有顷,闻上过,朱儒皆号泣顿首。上问:“何为?”对曰:“东方朔言上欲尽诛臣等。”上知朔多端,召问朔:“何恐朱儒为?”对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长三尺余,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臣朔长九尺余,亦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臣言可用,幸异其礼;不可用,罢之,无令但索长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诏金马门,稍得亲近。

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声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

又与贺知章、崔宗之等自为八仙之游,谓公谪仙人。朝列赋谪仙之歌凡数百首,

多言公之不得意。

在长安时,秘书监贺知章号公为谪仙人,吟公《乌栖曲》云:“此诗可以哭鬼神矣!”时人又以公及贺监、汝阳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为酒中八仙,朝列赋谪仙歌百余首。

或曰:太白之精下降,故字太白。故贺监号为谪仙,不其然乎?故为诗格高旨远,若在天上物外。神仙会集,云行鹤驾,想见飘然之状。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

贺又见《乌栖曲》,叹赏苦吟曰:“此诗可以泣鬼神矣。”故杜子美赠诗及焉。曲曰:“姑苏台上乌栖时,……”或言是《乌夜啼》。二篇未知孰是,故两录之。《乌夜啼》曰:“黄云城边乌欲栖……。”

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名未甚振,因以所业贽谒贺知章。知章览《蜀道难》一篇,扬眉谓之曰:“公非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

从(1)(3)条中,看不出贺知章是因李白的诗才而对之有“谪仙”之称的,其中所体现出的诗才与谪仙的关系,是平行而非因果,也就是说,李白是谪仙,诗也特别出色。(2)中则没有涉及谪仙与诗才的关系,只是说贺知章对之有谪仙人之称,大家对谪仙人的遭遇深表同情。(4)中谪仙与诗才属因果关系,因白为太白星之精下降,贺因有谪仙之称;因其为谪仙,“故为诗格高致远,若在天外”。(5)(6)中则是,贺因读其《蜀道难》,因为惊其诗才,故有“谪仙人”之称。这里“诗才”为因,“谪仙人”是果,与(4)又有所不同。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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