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孰十咏·灵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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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孰十咏·灵墟山》

古诗全文、翻译译文、鉴赏赏析

作者:李白 标签:咏物

姑孰十咏·灵墟山

丁令辞世人,拂衣向仙路。伏炼九丹成,方随五云去。松萝蔽幽洞,桃杏深隐处。不知曾化鹤,辽海归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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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裴斐先生逝世二十周年

2017

年1月9日是原中国李白研究会副会长裴斐先生谢世二十周年纪念日,中央民族大学为此专门召开了纪念会;中国李白研究会一些专家也纷纷撰文以表怀念。“文章长留天地间,钓竿已拂珊瑚树”,这是原中国李白研究会会长薛天纬先生于1月10晨拟就,借用杜甫诗句来表达他的怀念之情。中国李白网特转载下面两篇文章,以表达对裴先生的追忆。

这篇文章应该三年以前写的。因为裴斐先生的文集,出版已经三年多了。

当年,在编辑书稿的过程中,在阅读纪念集的过程中,这些文字一直在周遭的空气中鼓荡。却写写停停,停停写写。一直拖到现在。

上周蓝旭师兄通知,1月9日下午,有一个裴斐先生的会,要我参加。忽然觉得,不能再拖了,我必须把这篇文字写完。

蓝旭师兄读博士时,与我同级同专业。同门济济,人物不齐。在很多的自命不凡和飞扬跋扈里,他沉静,孤独,和其他人格外不一样。所以虽然“同学”,我却一直“兄事之”。

当年的校园里,有几位师兄,我比较佩服。他们工作过,从别的地方考来,一进校园,就知道自己要什么,该做什么,珍惜时间,努力。不像我,在那个园子里住了七八年,还是个没头苍蝇。

蓝旭师兄的毕业论文,是同专业里最好的一篇。我到人文社工作的时候,他的论文已经要在人文社出版。他来送稿子,顺路到办公室看我。说实话,敬佩之余,其实也有点愤愤。太不像话了,你把自己做到那么好,别人怎么办呢?当然蓝兄本人,看上去还是那么浑然不觉,温蔼如初。

我一直奇怪,比我们大不多几岁,蓝旭师兄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直到三年前,在“《裴斐文集》发行式”上,一位师妹私下说:当年裴先生把蓝师兄托付给褚先生,托孤一样。

这句话让我心里一动。忽然就明白了蓝师兄那种沉静。那是一种目标明确、身上负担着很多人的希望的人,才会有的感觉。

再后来,又见到了裴先生另一位高足梁森师兄,他身上,也有着类似的气质。才相信,有其师方有其徒。

这则江湖传言,我曾亲向蓝师兄求证。师兄辞不肯受。他说:裴先生对所有弟子都倾尽心力,不止我。先生自己也没想到,会走得那么快,总以为还有时间,很多身后事都没来得及安排。是姑姑(裴先生的妹妹裴虎乂先生)把我引荐给褚先生的。我辜负了先生们的期望。

裴斐先生(1933—1997),本名裴家麟,四川成都人。十五岁就创办文学杂志,十六岁(1949)出版小说集,有“神童”“蜀中才子”之称。十七岁考入华西大学中文系。十八岁由蜀入京,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4年毕业留校,担任王瑶先生助手。连续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李白的论文,引起广泛关注。1957年划成“极右派”,时年二十四岁。

这是1954年,裴先生北大毕业时拍摄的照片。

记得当时美编看到,惊呼:这么像陈坤!我转述给梁师兄和蓝师兄。梁师兄说:是陈坤像裴先生。

裴先生书香世家。祖父裴铁侠,留日期间加入同盟会,奔走国事。后因时局艰难,绝意仕进,专志古琴。家藏唐代双雷琴。著有《沙堰琴编》《琴余》等。

原四川大学曾缄先生,曾有《双雷引并序》,仿《长恨歌》笔法,檃栝其人其事。以“蓝桥生”裴航、云英典故,指代裴铁侠、沈梦英夫妇。序中说:

蓝桥生者,家素封,居成都支机石附近。耿介拔俗。喜鼓琴,能为《高山流水》《春山杜鹃》《万壑松风》《三峡流水》《天风海涛》之曲,声名籍甚。英国皇家音乐学院致厚币徵为教授,谢不往。人以此益高之。家藏唐代蜀工雷威所斫古琴,甚宝之。后从沈氏复得一琴,比前差小,龙池内隐隐有“雷霄”题字。因目前者为大雷,后者为小雷。

先是,成都有沈翁者,精鉴古物,蓄小雷,极珍秘。育一女。将殁,谓女曰:“若志之,有能操是琴者,若婿也。”生适鳏,闻之心动,往女家,请观琴,为鼓一再。归,遣媒妁通聘,故琴与女同归生。生于是挟两琴,拥少艾,隐居自乐,若不知此身犹在人间世也。

改革后,家中落,鬻所有衣物自给。将及琴,则大恸,谓女曰:“吾与卿倚双雷为性命,今若此,何生为?”遂出两琴,夫妇相与捶碎而焚之,同仰催眠药死。

死后,家人于案上发见遗书一纸,又金徽十数枚,书云:“二琴同归天上,金徽留作葬费。”乃以金徽易棺衾而殡诸沙堰。沙堰者,生之别业。生著有《沙堰琴编》一书,此其执笔处也。

……

诗节选如下:

……

双雷捧出人人爱,

自倚蜀琴开蜀派。

峨眉山高巫峡长,

天回地转归清籁。

操缦何如长卿好,

知音况有文君在。

……

双雷阅世已千春,

为感相知岂顾身。

不复瓦全宁玉碎,

焚琴原是鼓琴人。

……

郎殉瑶琴妾殉郎,

人琴一夕竟同亡。

流水落花春去也,

人间天上两茫茫。

……

铁侠先生去后,裴家越发败落。裴斐先生华西大学同屋冯思刚先生曾回忆起这样一段辛酸往事:

文中说到,这篇小说发表于《当代》,前两天,我托同事查到了这篇小说的电子版。

结尾是这样的:

但读时让我忍不住笑出来的,却是文中这一段:

再苍凉悲愤的人生,也有足够美好的东西,值得珍藏感念。

当时的编辑,为这篇小说写的评语是:

现在想来,不知道“少见的”几个字是什么意思。

动手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是1979年,裴斐先生已经回到高校,生活重归正轨。距离1957年打成“右派”,过去了二十多年。

当年获罪的理由,是和系中几位青年教师策划创办一个“当代英雄”刊物,只是策划而已,口头讨论。诸同仁里,裴斐先生获罪最重。被开除公职,还被劳教过。关于劳教这一段,我看过很多资料,都语焉不详。有一次和蓝师兄一起去看姑姑(虎乂先生),曾当面询问。姑姑摇头,说不记得了。当时她年纪还小,都是母亲和嫂嫂前去探望,探望回来也绝口不提。裴先生的母亲和夫人均先他去世,世上恐怕没人再知道这些事情了。裴先生曾打算写一部回忆录,应该会包括这一段吧,可惜没来得及动笔。这段经历,我能看到的唯一细节是乐黛云先生的回忆:

劳教之后,迫于生计,裴斐先生去北京第二汽车厂做了临时工,工种是泥瓦工。裴先生曾回忆,刚开始的时候,他是受歧视的。后来因为有文化,能吃苦,技术好,才慢慢改善了境遇。一干就是十几年,最终转正,做到八级瓦工,成了师傅,带了徒弟。下面是他的两位徒弟徐国庆和黄书林的回忆片段:

文中的“师傅”,就是裴先生。徐、黄两位徒弟,终身事师如父。直到先生缠绵病榻,依然床前尽孝。先生身后,年年祭扫。先生后来的入室弟子,梁森、蓝旭等,也一直尊两位为“师哥”。

陈重先生也曾回忆过先生的高超技艺:

这种建筑领域的技艺和权威,意外成就了先生的另一种“特权”,乐黛云先生回忆了这样一件小事:

裴先生在给友人的信中,曾如此评价自己人生这段经历:

不管如何自强达观,二十年的风刀霜剑,还是都刻在了身心上。当初一同落难的乐黛云先生,曾这样描述二人的重逢:“我们相见时,我不知他对我二十年来的变化作何感想,但他的变化却使我深深地震骇!古铜色的脸,绷紧着高耸的颧骨,两眼深陷,灼然有光,额头更显凸出。我甚至怯于直视他那逼人的眼神。”

这是裴斐先生七十年代在二汽做泥瓦工时的照片。

重回高校的裴斐先生,用玩命、拼命的精神教书、做学问,要把失去的二十年补回来。这部文集的大部分文字,都是在他生命最后的十来年中完成的。他在李白研究、杜甫研究、文学理论方面的成就不用我多说了。篇章俱在。

拿到样书的时候,我社负责通读的老校对来找我,想要一套。他说:这本《文学原理》是我能读懂的,写的真好。

裴先生的文字自出胸臆,不惧权威。且与人生歌哭相和,每每用学术文字动人。郭毅生先生的回忆文章中讲到:

这段见解,虽然不见于先生自己的文字,但足以代表先生的学风。成一家言,一直是裴斐先生的学术追求。裴斐先生曾在一份调查表中这样评价自己的研究:“蜀人好辩,在学术界树敌甚多,但无恶名。”——是的,学术界的“好好先生”,有什么用呢?

我最喜欢他的杜诗研究。受益良多。裴先生曾说,年轻时喜欢李白,中年以后喜欢杜甫。可是没来得及写完,到了“夔州诗”,戛然而止。我也喜欢他讲的《论语》,可惜,也没讲完。

裴斐先生精通格律,他的《杜律举隅》,从格律角度研究杜诗中的“拗体”,见解独到,解决了我很多疑滞。他的《诗律明辨》,更是用简单浅易的语言讲了近体诗的格律问题,对于初学诗词者是非常好的入门读物。我曾打算把这几篇拿出来,做一个薄些的单行本,还没顾上。

裴斐先生自己也写旧体诗词。存世不多,“霜枫”是核心意象之一。有一首赠友人的《咏枫(仄韵)》如下:

寂寞霜天初露魄,

红妆姹紫浓于血。

凝眸相望岂相知,

衰朽丛中有绝色。

另一阕赠友人的《蝶恋花》中,也有“莫道春归颜色黯,销魂最是霜枫艳”的句子。据说先生绝笔的那首诗,是这样写的:

不见惊鸿良可哀,

挥兵百万是庸才。

伤心榻上霜枫落,

何处金光照我来。

所以我想,“霜枫”,大概就是先生自喻了。哇春芳师姐曾说,先生去后,再不忍听杜鹃。——霜枫之色,本是杜鹃啼成。“挥兵百万”,先生有自注,指“文字之役”。

蓝旭师兄怀念先生的文章,题目《春风别恨泪涛天》,取自先生的另一首诗:

春风别恨泪涛天,

十里长街似放船。

齿豁颜枯非自弃,

痴情不死是天怜。

先生以此诗赠人时,曾有小注:“若许年前,为圬人,骑单车上班,偶见道旁,老柳嫩枝从风荡,有感而作咏柳,亦为自咏也。今仍骑车上班,途中忽忆蔡氏堂上如坐春风,因录旧作以奉。不知者笑我罪我,知我者当怜我欤?——裴斐 公元1993年6月5日夜醉后。”

先生从不曾自弃,亦不肯被人弃。所以天也不能弃。一点痴情不死,终成独立人间。

裴先生的烟和酒,是有目共睹的。也有人认为,是烟酒戕害了他的身体。但焉知不是绝境中的一种支撑。裴先生曾有一幅字:

“圬者筋骨,书生意气,酒徒情怀。”十二个字,正是其人传神写照。

裴先生一直住蔚秀园。有六七年时间,我们只一墙之隔。却无缘一面,尽管他和我的很多老师,都很熟悉。直到十几年后,宋红老师退休,把《裴斐文集》的选题移交到我手里。看稿过程中,一次次被先生的文字感动。读其书,想知其人,于是专程找蓝旭师兄要来了《裴斐先生纪念集》,一篇篇细看。这本只印了五百册的小书,竟然包含那么多史事。当时意不可抑,曾拟成几句:

意气当年直万金,

提刀圬罢自沉吟。

霜枫冷落啼鹃歇,

谁识丹诚一寸心。

刀,即圬刀,俗称的泥抹子。已经三年多了,当日的很多感动,仍然挥之不去。

今日先生二十周年忌日,以此为祭。

勤奋与自尊

(转自 中央民族大学公众微信号)

),原名裴家麟,笔名裴斐,生于四川成都。中学就读于华西协合高级中学,开始文学创作。1950年考入华西大学中文系,一年后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4年毕业并留校任教。在著名学者王瑶教授指导下,从事现代文学史的教学工作,并开始发表古典文学论文。1958年初被错划为右派,从事体力劳动二十年,主要是当建筑工人。1979年调入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重返教学岗位。先后任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常委,并任中国李白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文学遗产》编委等职。著有《李白十论》、《诗缘情辨》、《文学原理》、《看不透的人生》、《李白选集》等专著,与人合编《李白资料汇编》(金元明清之部),在《文学遗产》、《文学评论》、《中国李白研究》等报刊发表论文百馀篇。其中《李白十论》、《诗缘情辨》、《文学原理》先后获北京市、国家民委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裴斐文集》六卷,201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李白研究会为裴斐先生所赋挽联云:“得太白三分傲骨三分逸情三分才气,留世间一品风标一品人望一品文章。”中国学术界和裴斐先生的亲友、同事、学生对他绵绵不尽的怀念与追忆,印证了这份崇高的评价。2017年1月9日,是裴斐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日,我们特编发本文,并摘选二十年来发表于各类书报的有关评论附于文后,以志纪念。

承《古典文学知识》编辑多次约稿,所以迟迟未动笔者,一以自觉空疏无话可说,再则也怀疑治学经验之类即便说得出亦未必于他人有用。今又获限定交稿时间之邀函,只得勉力复命。我想尽量说实话,真诚些,也轻松些,老板着脸做人实在太累。

我从发表第一篇李白研究论文到现在已将近四十年,但中途中断二十年有馀,实际从事学术工作时间前后加起来尚不足二十年。出过一本《李白十论》,主编过一本《李白诗歌赏析集》,和一位友人合编过一部《李白研究资料汇编·金元明清之部》;另有若干单篇论文,除近期发表的外,都已收入去年出版的《看不透的人生裴斐学术论文集》中。此外,还有杜甫研究十馀篇,元白研究数篇,还有上自孔庄下至沈德潜以及综合研究之文字,除近期发表的也都收入了上述论文集。还出过一本《诗缘情辨》(附《诗律明辨》)、一本《文学原理》(台湾版改名《文学概论》)。以上所说便是我迄今为止的全部家当,虽然很薄,积攒起来却也相当艰苦。年轻时自命不凡,后来终于认清自己,原来天资迟钝,要想做出点事就只能以勤补拙。恢复工作十多年来,每日工作十数小时,从无周末和节假日,从不娱乐,从不锻炼,奇怪的是也从不生病。但并非苦行僧。平生一大嗜好就是抽烟,晚上还要喝上两小杯;有客来访亦不妨杯酒论文,至于海阔天空纵谈天下事,这种时候极少。常感活得很累,却也乐在其中,如俗话所说“给个知县也不换”;据告教授已属地委级,那就该说“给个省长也不换”了。

以上闲言语,其实并不离题,意思无非说做学问就得安贫乐道,下不了这决心就踏实不下心来。下决心不易,首先要对做学问感兴趣,这里就有个机缘问题。我走上治学之路,没有家学渊源,主要是受师辈影响。1954年在北大中文系毕业后留校,分配到文学史教研室;这是中文系最大的教研室,主任游国恩,副主任吴组缃,还有浦江清、林庚、王瑶等先生,都是我的业师,这时又和他们在同一教研室工作,平时耳濡目染,受益良多。游先生不苟言笑,大家都称他游老,尝云:“文章有两种,一为酬世,一为传世。”又曾对我们年轻人说:“我们当年是真正读书,你们现在是翻书查书!”这些话至今未忘,时以自儆。其他各位老师亦皆有恩于我,往事种种,难以备述。当时分配我从王瑶师治“五四”以后新文学史,并且很早就让独立开课,但我的兴趣在古代文学,曾因不安心教学遭批评,研究李白却未受阻扰,相反第一篇论文在发表前还经过游先生(他当时是《文学遗产》编委)和导师王瑶先生修改。于是又忆起《文学遗产》创始人陈翔鹤先生,五十年代进入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人,差不多都和他有关系,北大几个年轻人受益尤多。总之我感到幸运,一毕业就受到许多名师耳提面命的教诲。现在上述师辈大都作古,只有吴、林二师健在,每逢大年初一必去拜年,像日本人那样躬身九十度行礼。

可是,道路又很曲折,“师傅引进门,修行在各人”,最终选择还是取决于自己。就拿前后留校又一起当过右派的同学来说,当初我和乐黛云、金开诚均从王瑶师治现代文学史,结果我和金开诚先后转向古代;乐黛云虽然长期坚持本业,后来又重点研究比较文学;傅璇琮原从浦江清师治宋元小说戏曲,后改攻唐代;褚斌杰原从游国恩师治先秦两汉文学,唯独他始终恪守本业。以上仅就主攻方向而言,至于治学路数与方法,差异也很大,可以说早就各走各的路了。共同点似乎也有,比如说大家都比较严谨,惟恐出“硬伤”,这大概是同出师门的缘故吧。根据我的体验,治学路数与方法并非预先规定,而是在长期实践中逐渐摸索出来,事后才能做出归纳。大率而言,我自己是沿着由史到论的路数并采取史论结合的方法。从研究课题来看,是先有史(作家研究和专题研究)方面的论著,后有论(古代文论和普通文论研究)方面的论著;从具体论著来看,则又都是史(资料)与论(观点)并重。这种基本路数与方法自以为对头,但我步子迈得太大,已然形成的理论观点尚须根据史实再加检验并进一步完善,因此现在仍将重点放在史的研究方面。我坚信任何理论均须根据事实来说话,而不能颠倒,那种用洋理论来“检验”中国文学的做法分明是可笑的。同时我又认为,史的研究终须归纳出规律性的东西即上升为论,才能有益于现实(中国以至世界);研究古人毕竟是为了今人,也只有这样才可能成为你所研究的古人的功臣。

治学方向、路数与方法因人而异,适合于我的未必适合于你。但无论如何做学问都是十分艰苦的事,这可是不分你我他的。就拿写文章来说,首先你得有新的发现并形成明确的观点,否则如果自己的看法和别人一样那还写它做甚?问题的发现和观点的形成主要靠平时的学养。观点既经形成,还须回过头来搜集资料加以论证,在这过程中观点亦将进一步深化、完善或得以修正。资料必须是第一手的,观点必须是自己的。观点资料皆备,于是可以动笔。我曾对学生讲“文章是写出来的”,似乎是句废话,其实这里边包含许多意思,要为说明表达之难。不是预先把什么都想好了才表达,而是一边表达一边想。预先想好的只是一个或几个大观点,论证中还需要许多中观点、小观点,一个判断便是一个观点,你想一篇文章中有多少个判断?绝不可能预先都想好,只能是一边写一边构思,包括谋篇布局以至每句话的遣词用字,如发现问题还得停下来重检文献,或是对既有观点重加斟酌,这是极苦的。须知每个观点的表达都有一条最佳途径,往往需要先绕许多弯路然后才能找到。所谓最佳,首先是准确、清楚、简捷;两点间以直线为最近,写作中要找到这条直线可不易。欧阳修作《醉翁亭记》,开始先是写滁州四面之山,凡数十字;临了通通删去,只说一句“环滁皆山也”,这就够了,就其创作意图而言这就是两点间的直线。我们写论文也应不辞辛勤定要找出两点间的直线,不能因为偷懒满足于曲线,更不能为了炫博故意绕弯子。现在有的人,大概是因为读过几本外国书,写出的文章艰深得叫人发怵!硬着头皮读完,才发现作者要表达的意思原来极简单,多半是想用中国文学证实某种西方理论之正确。我不反对借鉴西方理论,但既然你是研究中国学问并且是用汉语写的,最好还是采取以少总多、长话短说的中国表达方式,至少别让中国人见了发怵。不是把浅显的道理讲得高深,而是要把高深的道理讲得浅显,这才叫功夫。不能做出浅显表述多半是因为自己还没有想清楚,而要想清楚就必须付出艰巨的劳动。不知别人如何,我可是深感观点形成不易,而表达更难,难就难在须从千万头绪中找出一条直线,每成一文就像害过一场病。

然后,可以谈治学中的自我投入。中国学问分两大方面,一是搞清楚事实(整理考证),再是对已知事实发表见解(辞章义理),两方面的研究都既有传承,又要有创获,才算是学问。区别在于,前者有正误之别,正确答案只有一个,比如考证杜甫死于何处,你我他说法不一,其中只能有一家正确,不可能各家都正确,倒是可能各家都错;后者则没有正误之别,比如对杜甫某类诗的评价,只能说张三的见解比李四高明,却不能说张三正确李四错误,因为并不存在一个标准答案,只要言出有据、言之成理并能自圆其说,就都有存在的价值。关键在于,前者需要采取纯客观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后者则必然有研究者自我之投入。这两方面既有区别又不能截然分开。按道理,搞清事实仅为对事实进行研究提供基础,可历来就有那么一批人,他们为此倾注了毕生心血,这种人理应受到尊敬。我自己虽然也做过一点资料整理和考证工作,主要兴趣却始终在对已知事实发表见解方面。就在这方面,也常常面临对事实的重新认定,我在李杜、元白以至古典文学宏观研究中,都曾和别人发生过有关历史事实的是非之争。比如在元白研究中对白居易以政教言诗的理论做出否定评价,固然出于一己之见;同时指出当时并不存在一个“新乐府运动”,所谓元和体别有所指,这可说的历史事实。在李白研究中,“盛唐气象”论者认为李白诗充满“少年精神”和“青春情调”,我则认为李诗风格特点要为悲中见豪与豪中见悲,这是见解的不同;又,他们认为李白歌唱了(或曰面对着)“上升发展的现实”,我则认为李白出现在唐帝国盛极而衰的历史转折时期,这可又是关系历史事实的是非之争;再如近期我对李白出生碎叶说、开元十八年入京说提出批驳与质疑,亦属于是非之争。以上举例,仅为说明两方面研究之不可分。话说回来,我的研究主要不在考定事实,而在对已知事实发表意见,自我投入固多,别人看来则不免偏激。几年前有位同行引用一个外国人的话来教训我,说是“搞研究既不能哭,也不能笑,只能冷静地去理解”,我客气地答道:“如果这是正确的话,要做到也实在太难了。”实际上我认为这种冷静既不可能,亦无必要。在我的论著中确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写作时还真掉过泪。我研究李白,固然是想向世人揭示李白之真貌,但世人从中看见的只能是我所认识的李白,分别而言则那里边既有李白也有我。

须知文学研究(整理考证之类除外)和创作一样,也是一种审美活动,没有主体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对同一作家的评价历代有别,同一时代亦因人而异,主要原因就在研究者由于性格、学养和阅历所形成的审美兴趣不同,偏好正是对象所以呈现为美的原因。惟其如此,文学研究才能成为不断发展永无终结的过程,古典作家也才能得以万古常新,永葆青春。不明白这层道理,自以为绝对公正,掌握着标准答案,这只能说明他不懂文学,戳穿来看往往是为迎合或屈从于某种社会势力,这种人也是历来就有的。作家是创作中的审美主体,学者则是研究中的审美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彼此处于平等地位,而且一般说来后者应该站得更高些,学养和阅历更丰富些,视野更开阔些。我青年时代开始研究李白,中年以后又开始研究杜甫,都是因为彼此感情有相投之处,他们对于人生的许多审美感受和发现我也有,但我绝对无法表达得那样神奇而美妙。我自以为懂诗,偶尔也写点,总写不好。天才是数十百年一遇,李杜这样的天才则是千年一遇。中国要出现新的诗歌天才恐怕还得经过上百年徘徊与求索(首先要解决形式问题)。但话说回来,我没有李杜的天才,却也自有优越处,并非处处都不如他们。作为一个现代中国人,我所了解的历史比他们长一千多年,认识的世界也要大得多。前人有云:不读万卷书不行万里路便不得读杜;在这两方面我可都没有惶恐之感。有些书如《文选》我读得没有老杜熟是真的,但我读过的书肯定比他多得多;至于人生阅历(行万里路),老杜更无法和我相比,就拿受苦来说,他没有俸禄时靠人接济,我则是靠出卖劳力养家活口长达二十年之久!挨饿年代情状之惨烈亦远非暂时以橡栗充饥可比,精神上承受压力之沉重与人格之被扭曲更是他无法想象。我虽然注定成不了杜甫,研究杜甫还是满有资格。孔子曰“君子矜而不争”,不争固然是君子风度,却也不能没有一点自矜,处处觉得矮人一头,那就什么事也别想做好。我很崇拜杜甫,可有时又觉得我站得比他高。总的说来我是把他视为朋友,他用诗歌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感受与发现,我则通过研究他来表达自己对文学及对人生的感受与发现。老杜注我,我注老杜,老杜与我相得益彰。这话听起来刺耳,实际就那么回事!惟其如此学术研究才能不断地向前发展。任何真正的学问都只能是一家之言。

上面可能说了些不得体的话,主要意思则不外乎两点,一是要勤奋,再是要自尊,二者缺一不可。这既是自己的体验,亦愿以此与年轻同行共勉。

其他的说不好,也不必说。

治学各有各的路。

是什么树,结什么果。

原载《古典文学知识》1993年第6期,收入《裴斐文集》第四卷。

记得78年回北京不久,他曾送给我一首诗,题为《咏枫(仄韵)赠友人》:“凛冽霜天初露魄,红妆姹紫浓于血。回目相望空相知,衰朽丛中有绝色。”这首诗可以有许多不同层次的解读,它似乎总结了我们的一生,回顾了我们的挫败,赞美了我们曾经有过的美好理想和满腔热血,也叹息了青春年华的虚度和岁月不再;然而最打动我的却是最后一句:“衰朽丛中有绝色”!它意味着过去的艰难和痛苦并非全无代价,正是这些艰难和痛苦孕育了今天的成熟和无与伦比的生命之美!

悼老友家麟》,《群言》1998年第10期

裴斐先生前后几十年间基本学术观点的一贯性,就识见来说,表明了他在学术上的早熟,表明了他一发中的的思考的准确和敏锐;就学术品格来说,则显示了一种对自己所认定的看法“咬定青山不放松”般的执着精神和历久弥坚的自信心,一种特立独行、敢说敢为的气概,一种纯粹为了学术而无其它顾忌的真正学人风范。

搞古典文学的人常常有一种偏见,认为只有考证、训诂等实学才是真功夫,而对理论却比较轻视,认为是花架子。裴先生却与此相反,他不但不轻视理论,而且给予理论以高度的重视。他本人就是一个文学理论家,常以高超的理论目光来审视他所进行的古典文学研究。因此,在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研究方面,他常常能发现问题,在被视为常识的问题上,爆出新说,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发现。

葛景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裴斐先生与李白研究》,《文学遗产》1998年第5期。

先生的热情与科学态度相结合,使他的研究既能反映客观规律,又具有一种积极向上,振奋人心的力量。

杨明(复旦大学中文系):《满纸都是有血有肉的真知灼见学习裴斐先生古代文论研究论著的体会》,《文教资料》1999年第4期。

裴先生本人,应当属于“方的”学者一类。他完全符合他自己所提出的“重视道德操守”、“个性突出”的类型……他这样的学者,正是我们今天社会人文学科建设所迫切需要的。我们今天其实不缺乏“精英人才”,也不缺乏“科研规划”,甚至也不缺乏“科研经费”,缺乏的只是独立的精神与自由的思想,是“方”的学术品格。我敬仰“方”的学者,并且认为这里正体现出一种中国优秀品格和传统。如果学界能够涌现更多裴斐先生这样的“方”的学者,那么中国的学术有幸,中国的文化有幸。

徐公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位“方”的学者》,《文史知识》2013年第12期

按裴先生的说法,孔子一生最大的错误在于“对当官的抱幻想”,周游列国,但孔子一生最大的成功却又在教育了许多平民百姓的知识分子,晚年的孔子就成为了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裴先生这样讲《论语》,这样评判孔子和知识分子,他自己也在实践着成为这样的知识分子。

阎琦(西北大学文学院):《裴斐先生印象》,《文史知识》2013年第12期。

当大家都看到李白的飘逸的时候,裴先生看到的却是李白的悲,是悲中的豪,悲中见豪。悲是什么呢?是李白个人、人格和社会的一种矛盾和冲突,他带有一种批判的意识来面对现实存在的不合理。裴先生的李白研究,正是贯穿了他对现实的一种批判意识。

詹福瑞(国家图书馆):《跟我们走得越来越近的学者》,《中国李白研究》2013年集

正是因为曾经亲历过种种磨难,所以裴先生对杜甫辗转奔逃、流离落魄的人生感同身受,对杜诗或雄浑悲壮或萧澹婉丽的不同风格也都莫逆于心。一部《杜诗分期研究》,固然是可以看做杜甫的心灵史,又何尝不是裴斐先生自己的心灵史!

管士光(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裴斐文集〉首发仪式上的讲话》,《中国李白研究》2013年集。

我觉得裴斐先生的“逸情”和李白的“逸情”似乎不完全一样,并不是那种“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孤傲,而是追求一种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境界,与其说这是一种“逸情”,还不如说是一种“激情”。无论是裴斐先生的字里行间,还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裴斐先生珍贵的讲课录音片断,我们都可以体味到他对学术和人生所拥有的激情、坚持和追求。

朱易安(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对此可以酣高楼在〈裴斐文集〉发行仪式上的发言》,《中国李白研究》2013年集。

他上课时什么都不拿,好像很随便,其实,事前写好详细讲稿,很下了一番功夫。深厚的学术功底,深入的学术研究,高度的敬业精神,是他教学上成功的根本原因。

刘善良(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裴斐的理想、品格与才华》,《中华读书报》2014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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